网易军事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光亭

摘要：只要一提起戴笠，人们就会想到军统。军统这个神秘而庞大的特务帝国就是戴笠一手创建，而在军统内部，戴老板更是一言九鼎的最高权威，军统鼎盛时期规模甚至超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那么戴笠是如何创建并将军统发展壮大？军统又到底达到了怎样的规模？

从小小的联络组起家

1926年戴笠遇到了文溪高小和衢州师范的同学毛人凤，毛人凤已经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在黄埔军校当秘书，当时是回乡奔丧，毛人凤鼓励戴笠去报考黄埔军校，还资助戴笠20元路费。戴笠到了广州后，先去找了广东大学（即后来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在戴季陶的引荐下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正式改名戴笠，字雨农。

戴笠在黄埔军校就显示了过人的情报工作天赋，他搜集学生的思想情况，监视教官的日常活动，并及时向校长蒋介石汇报。因此逐渐赢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开始成为军校学生中的秘密情报人员，归胡靖安（黄埔二期，时任国民革命军总部侍从兼蒋介石秘书，负责蒋介石的安全警卫和情报搜集）领导。戴笠很快就成为胡靖安领导下的密查组里最为得力的情报员。

图1：戴笠在黄埔军校就显示出了情报工作的天赋。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骑兵营第1连第1排，参加北伐战争，戴笠主要任务就是侦察，搜集情报。1927年9月在蒋介石下野后自荐担任警卫，但在蒋介石流亡日本后，戴笠只好到南京投奔同乡胡宗南（黄埔一期，时任第1军第2纵队司令），在此后的岁月里，戴笠和胡宗南一直交情深厚。1928年1月4日，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戴笠被任命为上尉联络参谋，组建负责秘密情报搜集的联络组，在正式史料里，这个联络组就是日后庞大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最初的萌芽。由于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固定经费，戴笠得以组织了一批人专职进行情报搜集，主要有唐纵、张炎元、黄雍、周伟龙、马策、郑锡麟、梁干乔、徐亮、胡天秋和王天木（当然这个十人名单也有多种说法），这就是后来军统所称的“十人团”。

1932年4月1日，由蒋介石提议，胡宗南的大力附议，戴笠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虽然戴笠接掌这个职位时，特务处才不过170多人，但却是戴笠发迹的起点，因此每年的4月1日就成为了军统的成立纪念日。为了给特务处补充新鲜血液，蒋介石特批戴笠担任浙江警官学校特派员，总揽校务大权，浙江警校因此成为完全由特务处控制的公开单位。戴笠随即在浙江警校开设特训班，分甲、乙、丙班及电讯班，培训了大批日后成为军统骨干的学员。

图2：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这也是戴笠发迹的起点。

1932年9月，为便于公开活动，特务处开始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公开名称。第二处名义上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实际上人事财务完全独立，更重要的是直接向蒋介石负责。

1934年南昌机场火灾，由邓文仪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查科奉命调查，由于调查不力，甚至有传言说邓文仪接受了航空局的贿赂而故意隐瞒，因此被革职，遗缺由戴笠接任，原调查科所属内外勤特工尽数并入特务处，这使戴笠的实力倍增。此后戴笠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先后将特务处安插到各军、警、宪机构，如在南京卫戍部队调查部、宪兵部队设立了政训处，并在各省保安处成立谍报股；从接管首都警察厅调查科开始，至30年代末，各地警察调查、侦察机关都直接向特务处汇报工作；铁路、财政部、禁烟督察处等机构也陆续为戴笠所掌控。

在抗战中迅速壮大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加强情报搜集工作，1938年4月将原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而戴笠的第二处则升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这个局长的位置自然是戴笠莫属，但鉴于戴笠资历太浅，执掌特务处已经是破格提拔了，要是再升任局长，就怕难以服众，因此由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军统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历任第一室主任都是明白人，都清楚这个局长不过是挂名，所以除了每年4月1日去军统局本部主持一下纪念大会，其他军统所有业务、人事、经费等等，概不过问。以至于很多军统人员，根本不知道在戴老板之上还有个正牌局长。而在军统上下，私下都不称戴笠为“局座”，而叫戴老板，军统真正的当家人。

图3：戴笠在军统被尊为戴老板，是军统真正的当家人。

1938年7月，戴字号军统在武汉正式开张，此时戴笠手下仅内勤人员已经从1937年特务处的1000人猛增至3000人。武汉沦陷后，军统总部迁到重庆，先把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随后又在磁器口缫丝厂征购征用了大片土地和房产，形成了军统局本部的主要基地。抗战时期也是军统急剧扩展膨胀的时期，为了满足对人员不断增长的需求，戴笠主要通过建立训练班来实现人力的巨大扩张。在整个抗战期间，军统总共培训了20万基层特工、50万武装人员！

戴笠始终对训练班情有独钟，最早是特务处成立不久后在南京洪公祠开办的训练班，不过这个班规模很小，只有20名学员，但日后都成为军统的高级骨干。1935年戴笠接管浙江警校后开始了系统的训练班，正是浙江警校训练班的毕业人员奠定了特务处的发展基础，从中有了深切体会的戴笠更是把训练班看作是军统发展的关键。第一个训练班就是在军统大名鼎鼎的临灃训练班，因设在湖南临灃而得名。临灃训练班是1937年底开始筹备，由余乐醒

具体负责，最初是以国民党训练总监技术人员训练班的名义招生，总共约1100人。1938年2月正式开班后，由戴笠兼任班主任，余乐醒为副主任，谢力公为总教官兼教务处长。训练班分为2个大队和1个女生中队，先是3个月的入伍训练，然后就是6个月的特工技术训练。特工技术训练中先是基础间谍技术，然后根据各人的才智和表现，再细分为情报、行动、军事和电讯4个班，分别进行专业训练。年底毕业，戴笠亲自主持毕业典礼，然后全部授予少尉军衔，分配到军统各公开和秘密机关。临灃训练班毕业学员极其看重军统首届训练班的出身，俨然是军统中的黄埔军校，动辄以戴老板的学生自居，戴笠也视这个训练班出身的为嫡系，着力提拔，至1942年（也就三、四年后），这些学员在军统局本部做内勤，很多都已是副股长以上的骨干，而分配到外勤的，也多升到了稽查所长以上，军衔也多晋升为上尉甚至少校。如此飞快的提升使一些军统的老人极为不满，称之为“非灃（礼）勿视，非灃（礼）

勿用”。至1949年，临灃训练班的学员中至少已有5人晋升到少将，这样的升迁速度绝对是非常罕见的。

图4：戴笠非常重视训练班，将其视为军统发展壮大的关键，这是戴笠和训练班学员在一起。

继第一期临灃训练班后，军统又先后开办了第二期黔阳训练班（1939年在湖南黔阳开办，学员900人，学制与临灃训练班相同，基本延续了临灃训练班的全部内容，所以在军统内有临黔不分家之说）、息峰训练班（在贵州息峰开办，共8期，每期学员500至1000人不等）、兰州训练班（1939年在甘肃兰州开办，共5期，每期约1400人）和东南特训班（1942年在福建建瓯开办，第1期学员700人，第2期起改为中美合作训练班），加上临灃训练班，军统开办的这5个正规干部训练班，总共培训了约13500名特工人员。

这只是军统的基本初级训练，戴笠还从5个班中挑选出250名优秀毕业生，加上各地区、站的领导，进行了一次为期6个月的高级情报技术培训。另外还有对各级政府部门推选出来的500名行政官员，进行1个月的情报和联络工作速成培训，再回到各自单位，从而成为军统的外线人员。

除了这些正规的基本训练班外，军统还举办过各种专业的短期训练班，受训人员总数高达2万左右。

图5：军统举办过各种各样的训练班。

抗战期间，军统正式编制在国统区是17600人，沦陷区6000人，海外2000人，合计约25600人，但由于军统局本部机关内增设处或科级编制或是外勤增设区、站编制，根本无需申报，只要戴笠点头就可，因此军统实际领取经费的正式编制人数远远高于此数，甚至有5万人的说法。军统系统到底有多少部门多少人员，确实成为一个无人能解答的难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戴笠过人的能力，因为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特工帝国，自然需要极高的管理能力和高明的敛财手段，因为特工可是个极其耗费金钱的无底洞啊！

非同一般的敛财手段

军统在抗战期间发展到了颠峰，其编制内的特工人数就达5万之众，而且所有人员均不像其他公务员及军队干部发打了折的国难饷（一般为原工资的八折），仍然是全额薪饷。除薪饷之外，内勤人员有津贴，外勤人员兼其他公务的可以拿两份薪饷，没有兼职的则有活动费和房租补贴，一般来说军统人员要比同级别的公务员或军队干部薪饷多40%到50%。

对于在秘密行动中殉职的人员，军统惯例除了抚恤金外，还要按月给遗属发生活费，有未成年子女的还要另外发教育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笔金额的数量也日渐庞大。

除了这些日常开销外，要执行特别以及秘密行动，额外的经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孙子兵法用间篇里有云：“赏莫厚于间”，古人就知道“间”可是要大把花钱的啊。

因此可想而知，要维持这样庞大一个机构的运作，金钱的需求绝对是相当惊人的，单靠拨款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在众多军统人员的回忆里，似乎戴笠从没有为金钱犯愁，而且几乎都提到戴笠的敛财手段相当高明，对于军统的巨额开销，完全是绰绰有余。

抗战时期戴笠最重要的生财之道主要有两条：一是走私，来往于日军占领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贸易，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分外发达，不同地区走私的物品也各有不同，从鸦片、粮食、棉花到汽油、药品、无线电器材，应有尽有。由于军统是财政部缉私署和战时货运管理局检查处的实际控制者，因此缉私和运输这两大环节可以说全部由军统操控，那么军统的走私自然就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而从中获得的利润自然也是非常丰厚的。当然军统走私除了赢利以外，还有情报搜集和安全保卫的任务。当时日军和汪伪政权的情报机构也是日军占领区走私的主要客户，也经常利用走私的机会向国统区进行渗透。而军统将众多的掩护商号组成了“进出口商联合会”，正好与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岭南公司”、汪伪特工总部开办的“东南贸易公司”在商场上、在走私场上同样斗得不亦乐乎！

第二个渠道则是印制假钞，当时日军印制了大量假法币投入国统区，企图搞乱国统区的金融秩序。军统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印制日军占领区货币。相关人员是从中国银行印钞厂里挑选出来的业务骨干，纸张是向美国特别定制的，印刷机则是中国银行进口的美国机器，这样所制造出的货币，不要说是普通人，就是日军鉴别假钞的专家都很难甄别。这些假钞由军统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带到日军占领区，购回国统区紧缺的黄金、粮食和棉花等物资。面对军统的假钞，日军束手无策，只能是从头来过，重发一套新货币来应对。但是新钞面市不多久，军统就能照样制出几可乱真的假钞来，有时甚至军统的假钞发行量超过了真钞！这招不仅严重打击了日军占领区的金融秩序，还能几乎不花钱地购回了大量紧缺物资，再转手将这些物资抛售，军统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真可谓一箭多雕。从中军统不仅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甚至还能上缴部分获利。

图6：日军在其占领区发行的中储币，就是军统制造假钞的目标。

严苛的家法

戴笠一再强调军统是个“大家庭”，强调“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的团体精神。虽然军统借鉴采纳了苏联、德国、英国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但是在组织精神上，却始终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义忠孝的基础上。而且鉴于军统特殊的性质，戴笠规定只要一入军统，就必须终身为军统服务，而军统的女性成员则只能与军统系统的人员成婚。在军统没有炒鱿鱼，也不接受辞职，谁要提出辞职，十有八九要面临长期监禁。因此在军统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军统的纪律很多都是戴笠制订的，如禁止玩游戏，最有名的莫过于抗战期间禁止结婚，违者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这条一般只适用于中下级人员，一些高级干部则不受此限，不仅可以娶妻，还可以纳妾。

对于违反纪律的军统人员，戴笠有三种惩罚手段：口头警告、禁闭关押和枪决。通常军统内部的惩罚没有固定审判程序，基本上由戴笠一言决之。军统内部因违反纪律而被处死的几乎达到2000人，但是这些人员还是作为“用生命维系了团体纪律的尊严和完整”而享受烈士待遇，家属同样可以得到抚恤以及生活费、学费。

图7：面带微笑的戴笠，但却给军统定下了严苛的家法。

军统内部家法缘起于翁光辉事件，1932年任特务处上海站站长的翁光辉得到了一份江西红军部署及装备的重要情报，他决定不报告戴笠而直接呈交蒋介石邀功。利用自己曾在海军任职的关系，迅速征用了在上海船厂检修的1艘军舰，准备直接驶往九江，上庐山报告蒋介石。但是军舰刚离开码头，上海站的部下就报告了戴笠，于是戴笠立即乘飞机赶到九江，当翁光辉乘坐的军舰刚靠上岸，就被戴笠扣押，当然这份情报也落到戴笠手里。本来戴笠是想要枪决翁光辉的，但最后还是放了翁光辉一条生路，不过他的前途就全没了。从此后，戴笠在各个军统部门里都安排了督察，有公开轮值的每周督察，还有不暴露身份的秘密督察，对内部人员进行严密监视。尤其是负责内部无线电联络的电讯员，全部都是戴笠的同乡浙江江山人。

庞大的特务帝国

1942年4月美国海军情报署的梅乐斯少校来到中国，在戴笠陪同下视察了中国战场，不仅视察了国统区，还进入了日军占领区。这次旅行给梅乐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军占领区，日军虽然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但是到了夜间，几乎都是军统的天下。梅乐斯回国后极力主张与军统合作，美国海军情报署批准了这一计划。8月，梅乐斯带领着10多名主要由美国电讯专家组成的先遣组来到中国，开始了双方最初的合作。梅乐斯希望能从军统获得破译日军密码的有关经验，而戴笠则希望得到美国最先进的无线电器材，并协助军统建议一个类似“黑室”的专业密码破译机构，但戴笠却把破译日军密码的成就作为自己的王牌而尽量不告诉美方。由于双方各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整个合作过程自然是貌合神离，进展缓慢，虽然表面上双方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多，但是却毫无成果。眼看着合作就要无疾而终，梅乐斯却在合作中深切了解到军统在中国势力和影响非常之大，将是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合作最理想的伙伴。当然军统也在最初的合作中看到了美国巨大的物质优势，于是双方在电讯方面合作鲜有进展的局面下，谁都不愿轻言放弃，反而不约而同希望改变合作方向，并扩大合作的范围。

12月，梅乐斯和戴笠开始了一次正式会谈，美国希望在中国建立气象站以获取气象、水文资料，而军统则希望美国能提供先进的电讯器材、武器和运输工具。这次会谈后，双方随即将原先密码破译方面的合作搁置起来，开始了全新的合作方向。就这样梅乐斯-戴笠协议应运而生，决定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Sino American CO-Operation Office，英文缩写SACO），戴笠任所长，梅乐斯任副所长。中美合作所的重点核心内容是训练，美方在合作所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先后派出了2500多名教官，开办了22个各种训练班，总共训练了26794人（这是正式毕业人数，但也有不少资料称训练了约5万人），组建了约10万人的游击队。

图8：戴笠和梅乐斯。

对于中美合作所的成果，《纽约时报》1945年9月这样评价：“美国人教会了中国人游击战的新技术并为他们配备了新式武器，这些游击队最初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人及其所建立的气象站和无线电台，但后来逐渐发展为庞大的对日作战的游击队组织。在美国教官和顾问的帮助下，他们在长江流域和中国东南部地区广泛活动，袭击小股日军，破坏日军通讯并搜集情报……中美合作所的人员在日军周围不断活动，他们对日军的监视程度，令人震惊。尤

其是沿海监视台对日军船只活动的报告，为美军潜艇击沉日军数十艘舰船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并在一些重要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除了《纽约时报》提到的，中美合作所还向美军第14航空队的轰炸行动提供了情报保障，他们所提供的气象资料则是美军在太平洋作战必不可少的情报保障，如第58特混舰队1945年2月第一次全面空袭日本本土就得到了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气象资料。

更直接的战果是，从1944年6月到1945年7月，中美合作所的游击队共击毙日军约2300人，击伤约9000人，俘虏约300人，炸毁桥梁200座、仓库100处。

图9：戴笠视察接受中美合作所训练的武装人员。

得到美国的援助，到1945年，戴笠和他所领导的军统，已经达到了颠峰，正式特工人员约12万人，外围人员约50万人，直接领导的武装人员约15万人。此时戴笠已经正式成为军统的正局长（不再需要侍从室第一组组长来挂名了），而且军统所控制的公开机构不完全统计就有：

军令部第二厅（情报厅）；

侍从室第六组（负责审核汇总各情报机关上报的情报）；

侍从室警卫组（负责蒋介石的安全警卫，总人数约300人，全由军统派出）；

军委会特别检查处（由军统第三处扩编而来，负责检查各地来往的邮电信件）；

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负责各地交通巡察）；

兵工署警卫稽查处（负责各兵工厂的安全保卫）；

军委会别动军；

军委会忠义救国军；

军委会西南运输警务处；

内政部警务司（负责全国的警务工作）；

财政部缉私署（负责全国的缉私工作）。

绝对是个极其庞大的特务帝国，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围绕着军统的实权，由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和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明争暗斗，大大削弱了军统的力量。

图10：继任军统局长的郑介民，却根本无力维持戴笠时期的军统。

1946年7月，军统一分为四，主体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另外三家分别是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交通部警察总局（局长吉章简）、内政部警察总署（总署长唐纵）。表面上军统已经撤销，但这四家机构仍是由原军统人员领导，骨干也多为军统人员。不过尽管分成了四家，但郑介民根本无法维持保密局的规模，只好进行裁撤。1949年迁至台湾后，保密局改称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任局长，但无论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都没能维持戴笠时期军统的庞大规模，戴笠的过人能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