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老愤青”陆天明谈反腐剧创作：副省级贪官曾被要求降到副县(组图)）

编剧陆天明

《苍天在上》剧照

1995年，北京，深夜。编剧陆天明双肘支在书桌上，用力揉着太阳穴，桌上散落着变了形的信纸，他正为写一封“联名信”焦头烂额。

致信的对象是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就在陆天明编剧的反腐电影《苍天在上》通过专家审查后，他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将剧中腐败官员的设定从“副省级”改成“副县级”。

陆天明急了，整个制作团队急了。“副省级”一改，台词都要改，牵扯到“副省级”家人的设定也要改，这个戏还怎么弄？更不用说，保留“副省级”是他在拍摄前好不容易向有关主管部门争取来的。想来想去，团队提出给台长写封信。

这封信关系着《苍天在上》是否能够顺利播出。谁来写？

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觉得还是由编剧和导演署名比较恰当。不过最后，“联名信”成了“独名姓”——导演因为彼时刚跟台长就剧中细节的改动争论过，不愿意一而再地“公然对抗”领导。

整个晚上，陆天明都在琢磨怎么用词——语气要用得和缓恳切，语重心长，又要把该说的话说清楚。一个晚上写了两页纸。写完了，他不放心，打了个电话给熟悉杨伟光的一个旧交，请他帮忙把把关，改了两处。第二天一早，陆天明忐忐忑忑地发出了信。

茶不思饭不想。两天后，杨伟光有话了，只要戏好，可以播出。

《苍天在上》播出后，收视率一路攀高，最高一集达39%，几乎与《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一样。据当年的报道，紧凑的剧情让人们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当时在公交车上、办公室、商店里，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个剧。

20年过去了，反腐剧中贪腐角色的官级突破了新尺度——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表示，正在拍摄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在剧中写到了副国级干部的贪腐现象，只是这个副国级贪官只有声音而没有露脸。

不过，如今陆天明觉得突破官级尺度已经没有意思了。

“追求和炒作反面人物的级别不是文艺创作的正常路子。当年刚开始起步，有人不敢让作家艺术家写反腐，更不敢让写党内有‘老虎’。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关一定要突破——就是要碰‘大老虎’。突破以后，文艺作品还是要在人物的复杂性思想的新颖深刻和情节的可观赏性上下功夫。”他说。

“只想吼一声：苍天啊，不能腐败啊”

《苍天在上》是陆天明写反腐作品的起点。之前，他领着中国电影制作中心的薪水写了三年小说，却没为电影贡献一个字。

那会儿，和许多作家一样，他认为为大众而存在的电影创作算不上一门“艺术”，也常为自己身在电影界谋生而苦恼，生怕沾上了烟火气而辱了文人的清高。他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开了一个作家笔会，作家张弦（著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来笔会报道，迟到了些，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我来晚了，我最近堕落了。”

“为什么？”

“在写电影。”

陆天明用三年时间写出了小说《泥日》，一部完全表现自我的小说。那时候，他坚信曲高和寡，他不指望受众能看懂这本书，相反，人们越看不懂，他觉得越成功——“取悦大众，那是文学家们不屑的。”

“《泥日》进入北京文学大奖赛，20多个评委都看了，有一半看不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这正是我的要求，我写的是我的内心，没有主题就是我的‘主题’。”

作家王蒙给《泥日》写了序——“它不是历史，却充溢着历史感。它未必赞成‘认命’，却流露着俯瞰的悲悯的宿命感……它是有魅力的，更是有分量的。”

两人在新疆相识。当时陆天明在乌鲁木齐以西240公里的农场插队，因为写东西有了点小名气，常到乌鲁木齐文联班学习，王蒙是他的老师，帮这些“文学学徒”们改稿子。

他记得王蒙向他传授的一点人生经验：你不管现在有多少人吹捧你，都要记住：一个母鸡，一定不能和鸡窝闹翻了。你能生蛋的时候很多人围着你转，万一你生不了蛋了，就没人理你了。如果你出问题了，那你最后的归宿只能是鸡窝，这些人都会离开你，所以你不能和鸡窝闹翻。”

那天，王蒙在家里请他吃饭，饭桌上有一个红烧带鱼。那时候的新疆很难吃到红烧带鱼，陆天明记得深切。

三年不给央视写字，体制内的清高总会有个限度。

《泥日》因为过于沉重不适合改编电影，赶上北京电视台的电影《渴望》播得“万人空巷”，央视急于拍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这个任务交给了“在文学圈中已经小有名气”的陆天明。

在一个感动中国式的人物故事和反腐题材中，他选了后者。

这个转变颇有意思，自称最不屑迎合大众的陆天明，决定写当时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的题材。“那不是一般的议论，是沸沸扬扬，下班回家大家都在议论自己单位发生的腐败，你单位一个科长出了什么事了，我单位一个组长出了什么事了。就像后来上海老百姓议论楼市和股票那样起劲。”

“到底写什么？我想写什么都不如直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直接捅上老百姓关注的一个痛点、热点。”陆天明说。

领导问，说说你的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大致走向吧。他说，现在还没人物没故事，更没有走向，只有一个名字，就是“苍天在上”。这在陆天明写作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事。

他确实只想吼一声：“苍天啊，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不能腐败啊！”

“反面人物级别能不能降低”

5个半月，闭门写稿，陆天明满嘴都是水泡。他没有为《苍天在上》专门“下生活”（采风），不敢下，怕当地领导向上打报告“告状”。

“比如我到某省去下生活，回来后写一个副省长腐败，某省可能就要打报告，说我们副省长就那么几个人，你写副省长腐败，我们没这样的副省长啊，我们建议不要播出。只要他们有这么一封信递上去，按当时的惯例，这个戏就播不成。”

剧本写成了，几个部门审查意见高度一致，“这是个好本子”。但问题也多，比如：市委书记怎么可以伪造现场？一号人物怎么可以没有好下场？反面人物怎么写到了副省级（当时腐败官员只能写到副县级）？甚至“苍天在上”的剧名也惹来争议——有领导就说：“你呼唤苍天，你想干嘛？”

很多人反对拍《苍天在上》。还没开拍，举报信就来了。信件转到了时任电影制作中心副主任陈汉元手上，他将信放在抽屉的最上面，每天拿出来看。

对上面那三条主要意见，陆天明不愿改，觉得没有理由改。于是，虎坊桥电视制作中心的办公楼里总能听到他跟领导争论的声音，领导上班他就上班，敲门进去，坐下不走。他嗓门大，吵闹声穿过虚掩的门，在并不深的走廊飘荡。同事们议论纷纷：“又看到老陆跟领导在嚷嚷。”

眼看着就要陷入僵局，陆天明想了个“迂回”战术。

现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记得，当时他赶到陆天明家中，看了剧本大概前十章，当即拍板让陆天明把剧本改成小说，拿回上海发表。

于是，1995年第一期的《小说界》刊发小说《苍天在上》。

上海人艺随后决定把《苍天在上》改编成话剧，向陆天明买版权。陆天明急于寻求上海的支持，好让北京的领导下定决心开拍。于是跟上海人艺提出，只要能保留剧名，内容随便改；稿费多少不计较，随便给。

“三千块钱，上海人艺也是够厉害的，三千块就买断了我一部长篇小说的版权啊。”陆天明笑着说。

《苍天在上》颤颤悠悠地开拍了，导演是周寰，两人曾经合作过几次。

剧本改了九稿，开始找演员。一号人物起初想请一位国内知名演员来演，结果他本子看了一半，就说演不了。他提出，这个剧本里的反面角色写到副省，将来肯定播不出。我的艺术生命很有限，如果花了半年或者三个月，拍完了就被毙了。何苦呢？这个人物的级别能不能降低，能不能降到副县级，或换成乡镇企业的总经理什么的？

能不能播，这也是陆天明和制作团队一直提心吊胆的事。

“创作、拍摄和筹备播出的过程中，我们空前地关注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呢？就怕它不提反腐。因为只要它提反腐，我们的戏就有活下来的希望。如果它不提反腐，我们就会担心；过两天又提反腐了，剧组的同志赶紧打电话，互相转告：中央今天又提反腐了，还在坚持反腐，我们主创人员都要拥抱一下。”

《苍天在上》之后隔了五年，陆天明才写出《大雪无痕》。

“《苍天在上》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虽然轰动了打响了，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没有勇气也没有力气再写反腐了。”陆天明说，“太难了，你看这个过程，阻碍太多。一会天上一会地下，无数的审查，无数的过关，无数的吼叫，无数的拍桌子，无数的冷笑，无数的背后不理你。24小时可以有七个变化八个犹豫，你说谁受得了？”

去年8月，某个部门一度邀请陆天明创作反腐剧，准备在创作期让他进入秦城监狱体验生活。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关押过众多高级别罪犯。

不过，陆天明对进秦城兴致寥寥。“这些落马官员已经习惯了面对采访，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审问。他们不会跟我吐露真心。”他提到之前写《省委书记》时采风的经历，那些接受采访的省委书记，如果要跟你说些真心话，往往会找一些私人空间，支开秘书和其他官员才能聊得细致。

“他会产生一种论辩的热情”

陆天明写官员，写省委书记，但自己没当过官，在党内最高的职务是支部委员。

他说自己一门心思要写东西。而当官，“要有个本事——协调和妥协”，是“弱项”。

这不禁让人想起王蒙对他的评价，“他无法见风使舵也无法轻易地唯唯诺诺迎合别人。他可能见人之未见却又不见常人之能见。”

“为了信念，他会产生一种论辩的热情”，王蒙说他近乎“呆”劲儿。

2006年，陆天明陷入“韩白”之争。在这场缘起文学评论家白烨批评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作品“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关系”的争论中，陆天明公开为白烨打抱不平，“这些孩子的确被宠坏了。”当时，他读完记者送来的韩寒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忍不住从沙发上站起来。

“白烨是社会公认的文学批评家——我们现在的文学界，缺少的正是肯站出来说真话的批评家。这件事出来之后，不是有很多小孩子跑到白烨的blog上去谩骂么？一直骂到白烨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博客。”

直到现在，陆天明也常在微博上针砭时弊，比如最近“炮轰”邓超的电影《分手大师》——“他极拙劣地生硬地制造一堆恶臭的东西在胳肢你笑。而你无奈。”

这不免让他卷入口水战，又引来一波质疑。

王蒙在《陆天明——九死未悔的郑重》中描绘他这位老友的形象，“他的大头、他的眼睛、他的目不转睛的执著，都很可爱，又有一点点可怕，还有相当的可悲。”

“我们这代人满脑子的大众、满脑子的社会，总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陆天明说。

“你看看我的微博，我的微博言论，其实一直是比较尖锐的，从来都没有维护当代不好的东西。我的说法有时候很激烈。”陆天明说，“是的，我在做主旋律，但我做的属于讲真话的主旋律。”

20年前，王蒙给《泥日》做序的时候，仿佛看穿了陆天明的一生——“我好像看到了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的唐·吉诃德。我好像看到了赤身裸体、气功劈石劈山的河北吴桥（我的故乡一带）壮士。我好像看到了保加利亚的举重选手要求工作人员一次给杠铃增加了10公斤。我好像看到了他两眼中燃烧起的火光。”

不过拿这段话问陆本人，他却说：“王蒙对我的评价有点高，我会继续努力。”

【对话陆天明】

澎湃新闻：你怎么把握反腐小说的边界？

陆天明：有一个我是要把握好的，就是不能伤害了我们的事业。这是党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有时候你话说得不够好不到位，就会伤害我们的事业。你分寸把握不好，看起来你在说真话，其实你是在煽动在拆台。

澎湃新闻：比如说？

陆天明：比如说有些官场小说，说得一团漆黑，说得完全没有健康力量，中国人完全都是乌七八糟。事实是这样吗？

澎湃新闻：有一部小说叫《二号首长》，写了官场的“交”和“谋”，很畅销。

陆天明：这部小说我没看过。但专门写怎么运作权力，搞厚黑学，是我不屑于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时代的宗旨。我们要运用权力，但我们是有规则的，最终不是为个人私欲运用权力。

澎湃新闻：他把权力学规则摆到桌面上来了，有规则就可以发现漏洞。

陆天明：过份倚重权力运作，这是“官本位”治下造成的一个弊病，你放大这个弊病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想说，一方面要指出这个弊病，一方面还要指出怎么防止这个弊病。政治家一定要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没有这点他做不成事情，但是最后的目的是要做成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你一定要把这个写清楚写出来，写强大了。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不管有人不信这一点，问题在于作家本身信不信？我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我要坚持这一点。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才会有明天。

我们还要挖腐败的温床，温床是什么，是我们社会中被污染了的东西。中国社会是有产生腐败的温床所在，没有这个温床，这个腐败的菌种它发不出芽来。谁提供了这个发芽的温床？谁是这个温床？我你他。我们都是腐败产生的温床，我们心灵中有不干净的东西，我们也想贪；对所有腐败的东西，我们也忍让、迁就，甚至附和。这就是温床。很可怕的。很难治的。（来源：澎湃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