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哈佛演讲者何江和他的同学们）

何江的初中毕业照，何江（后排右六）、黄跃武（后排右三）、吴正华（后排右十）。

宁乡一中门口挂着横幅：热烈祝贺我校优秀学子何江成为登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的大陆第一人。

从停钟中学出来是一个三岔路口，何江、丁宇、黄跃武的家在左边，唐杰、吴正华在右边。初中毕业后，就此别过各奔前程，几位同学沿着各自的路渐行渐远。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奋斗的过程很重要。我和何江是两条路，没有高低之分。”黄跃武说。

唐杰、丁宇、吴正华、黄跃武，他们都是何江的好友，初中毕业后，就此别过各奔前程。如同许多校园好友毕业后渐行渐远的故事一样，过去14年里，他们间的联系时有时无，而这一次关于何江的新闻重新把他们连接起来。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唐杰像往常一样从长沙宁乡县城驱车30公里，回到老家停钟村。每周末他都要到那里看看自己种的一亩水稻，再到何江家旁的池塘钓鱼。

此时，何江登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宁乡。

来到何江家，唐杰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此刻他才意识到，自2014年夏天何江短暂回国探亲后，两人再无联络。这两年，他一直是何江父亲的钓友，两人会聊很多趣事，却很少提及同学何江。

2016年，唐杰、丁宇、吴正华、黄跃武都刚好30岁。在他们的眼中，小两岁的何江仍然带着象牙塔里的那份单纯，而他们自己早已在社会上打拼多年。曾经的孩子，如今三十而立，有的已为人父，有的正为实现阶层跨越不懈努力，而关于年少时的梦想，早已模糊不清。

“我先要自己发展好一点，才会向他看齐”

何江突然火了。

这个大家的儿时学习榜样变成了全县红人，乡里乡亲跟何江父母打招呼都要提到他，县里还召开了“学习宣传何江事迹”座谈会。

沉寂了许久的班级微信群，因为何江再次活跃起来，他们用方言聊着过去的种种。不少昔日同学在朋友圈表达与何江的关联——“当年，我在上丘田，他在下丘田”“小学、初中的同学，居然是科学家了”。

从部队退伍的唐杰秉持着“少说话多做事”的理念，他只在朋友圈竖了个大拇指。唐杰不善表达，这些年生活的压力让他对很多事情失去了热情。

这个当年的“差生”说起何江，仍是感慨于他的学习成绩：“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拔尖，现在出名了，我们中国出了个人才。”

那天回去，唐杰特意回到了停钟村的老房子里，墙上挂着他和老婆的结婚照，椅子上还散落着退伍时的军装。他楼上楼下翻遍了每一个抽屉，都没有找到那张照片。

他说的照片，是他、何江、丁宇和另外一个同学的小学毕业留影，人手一张，作为纪念。时至今日，唐杰和丁宇的这张照片都已找不到了，如同当年他们一起求学时的许多故事，都已随风而去。

何江和唐杰两家只距离两里路，比同龄人早两年上学的何江胆子小，七八里上学的路上总要遇到乡下人家养的狗。何江害怕，经常要唐杰“罩着”。

因为经常捣乱，唐杰并不是老师们喜欢的学生，放学后，他经常被罚留堂值日。于是，唐杰让何江帮他把书包拿出去，自己再从后门悄悄溜走。

那个年代，抓鱼、玩弹珠和香烟包做的卡片游戏是他们童年的全部。不过在唐杰和丁宇看来，何江总是以学业为重，没有那么多爱好，下课也是看书做作业，只是偶尔出来玩。

如今，何江成为了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大陆学生，这几乎代表着中国学生的最高荣誉。他在舞台上阐释自己做科研的意义：“将知识传递给像他母亲一样的农民群体。”

“我佩服他有比较崇高的理想，让农村发展得更好。但我先要自己发展好一点，才会向他看齐。”照片的另一位主角丁宇对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说，在物质尚未充盈前，他还来不及考虑精神追求。

丁宇是长沙一家知名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的研究员，他的标配是白衬衫和深色西裤，消瘦的身形让衬衫看着有些宽大。

从农村出来，丁宇经历了贫困的滋味。上大学时因为钱不够用，他总是宅在寝室里，很少出去玩。现在成为白领，收入稳定，他依然觉得自己离物质满足还差很远。

命运的分岔口

小学毕业后，何江、唐杰、丁宇都进入了停钟中学，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班长吴正华和同学黄跃武。

“叫得越大，压力越大，叫我黄哥或者小黄就好了。”同学们喜欢喊黄跃武“黄老板”，其实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他现在是一名深圳私企老板，他的公司年收入400万元。

他对何江的演讲有很深的共鸣，“我没有改变世界那么宏大的理想，但我一直在想做点事改变家乡”。

班长吴正华一直把何江当做赶超的对象。

初三那年，喜欢看《少年包青天》、打魂斗罗的他不再看电视打游戏，开始认真读书学习。那时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成为科学家。

按照班主任唐剑的说法，吴正华是从好一点的小学出来的，个子很高，他显得自信一些。在何江眼里，身为班长，吴正华很会说，也很有领导力。

相比之下，何江是全班最矮的，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全班只有他一人穿着解放鞋，背着白色的“工人包”，初中时家里才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

十分钟的课间，他总是埋头读书，只在最后几分钟才跑去厕所。同学们戏弄他，十几个同学连成一排不让他过去，黄跃武也曾是其中之一。那次何江看着他失望的眼神，他至今都记得。

黄跃武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家里能装上有线看体育节目，这个梦想直到他大学毕业后才实现。父亲从小教导他，不读书就只能务农，因此黄跃武从初中就坚定了赚大钱、不务农的梦想。

吴正华和何江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考上县重点宁乡一中。而“差生”唐杰，早早放弃了这个想法，关于以后，他没有太多概念。

“英语像天书，数理化都搞不懂。”唐杰向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回忆，中考的时候，他距离分数线差了整整100分。

在宁乡一中的择优考试里，吴正华超过了何江1分。他对何江今日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何江是很聪明，但不是天才。”

最终，在他们的班级里，只有4人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宁乡一中。

从停钟中学出来是一个三岔路口，何江、丁宇、黄跃武的家在左边，唐杰、吴正华在右边。

初中毕业，唐杰进了一所职高，他酷爱电脑，因此选择学习计算机专业；学三年，毕业后可以安排去富士康工作。唐杰对未来充满信心。

丁宇和黄跃武去了县里另外一所高中。从那一刻开始，几位同学沿着各自的路渐行渐远。

“假如我是一个导弹，清华北大就是我的靶标”

唐杰觉得自己是个缺少毅力的人。读了一年，他就不想读了。2000年以后，网吧风靡中国县城。唐杰在县城网吧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打网游《传奇》、玩赛车、看电影，吃饭睡觉都在里面。

就这样，他退学了。而此时，正好赶上地方征兵，唐杰想起自己的大哥以前是海军，那张拿着枪站在舰艇上的照片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就报名到云南某步兵团了。

那年他17岁，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心里憧憬着可以离开父母两年，走出农村。可是部队的训练又苦又累，刚去的时候他很想家，晚上躲在被子里哭。

从部队退伍后他回了家乡，转业到县里房管所成为一名小职员。

何江没能进入宁乡一中的重点班，但几次考试过后，大家发现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榜单的前几名，而那通常是重点班学生的领地。

宁乡一中距离长沙城区有40公里，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而且是全封闭式的，因此一部分长沙城区的学生也会选择过来就读。

这是一个唯学习成绩论英雄的地方，一个月只有两三天假期，很多学生的目标是清华北大。“假如我是一个导弹的话，清华北大就是我的靶标”，这是一位同学写在小纸条上的理想，在当时流传甚广。

何江对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回忆，当时他和班上另外三位同学，被戏称“四驾马车”。除了学习，他们的课外生活并不丰富。

他为数不多的印象是向英语老师借了指环王的碟子，躲在老师办公室看。他会为“小人物改变历史”的情节设置触动。他会背《古文观止》，并给同学分享里面的故事。

吴正华成绩也不差，他把目标定在了上海交大。

相比于何江和吴正华，在高三时，黄跃武他以美术特长生身份参加高考。

学美术后，他意识到美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要按照自己想法去做，错到底也是一门艺术”。

黄跃武对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说，他很感谢美术，让他自卑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初中时，父亲因病突然去世，黄跃武性情大变，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年变得沉默自卑。而学习美术后，他慢慢变得自信起来。

“活在当下”

高考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一次跳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何江和他的同学们都十分珍视。

何江和吴正华没考上理想中的大学。何江考入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吴正华考入湘潭大学，黄跃武进入邵阳一所普通的学校，丁宇考上了二本。

高中毕业，他们再一次分别，如同停钟中学的岔路口，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作为农村学生，初次踏上城市，何江和他的同学们内心充满了陌生和不确定性，来自农村的标签像是一个隐形的手拖拽住他们与老家远去的步伐。

从来没有离开过宁乡县，突然来到邵阳，黄跃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对于同学间的客套话，他也会当真。

读大学的几年，他总想逃避，朋友也很少，城里同学“太聪明了，不敢去交”。

何江也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求知欲的膨胀背后，也有隐约的自卑感。“我一般不会告诉其他人我是来自农村的，也尽量避免和其他人聊起小时候的事情。”何江对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说。

到美国后，哈佛校园的多元文化让何江慢慢意识到，农村是他不可能抹去的成长经历，释然了许多，并将他的农村记忆写成书，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农村。

大学期间，黄跃武总会听到这样的质疑：“借钱读一个没那么好的大学，有什么用？”背负着这样的压力，黄跃武认为只有赚大钱才能证明自己。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进入一家进出口公司，他的主要工作是打陌生电话、展会上收集名片、扫楼、网上添加陌生人**，以此来拉客户谈业务。

此时的唐杰，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生活的压力让唐杰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已经不想到城市生活。曾经热爱计算机的网瘾少年，已变成沉默寡言的父亲。

经人介绍，他在24岁那年结婚了，并有了两个孩子，他还在村里种了一亩水稻。他上班的唯一动力就是还房贷、供孩子上学，养家糊口，业余爱好是和何江父亲钓鱼。

他很少想过去的事情，有时遇到不会写的文件时，他才会感慨，“要是能回到中考，还是想考一个好一点高中，上一个大学，现在单位都招文采比较好的。”

不过，短暂抽离后他终究要面对现实。他说，这种转变是没有一个时间点的，就在一天天的生活当中。虽然对现状不满足，但要“活在当下”。

唐杰也算是公务员，但从部队转业，跟参加国考的工资待遇、升迁时间都不一样。他工作到现在还没升过职。

这几年，唐杰开始联系失联已久的同学们。他从何江父母那里问到了一个美国的号码，但始终没有打过。

2014年何江回国探亲，那张照片上的四个人，何江、唐杰、丁宇和另一个同学又重新相聚在何江家里。他们感慨时光匆匆，又想起了中学门前的岔路口，因为他们的梦想都从那里开始。

只是，随着村里孩子越来越少，他们的中学已经撤掉，成了一家私营的教育培训机构。

唐杰向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坦言：“成家后，我不是很容易跟他交流的感觉。坐在一起，就问问过得好不好，以后想不想回国这些问题。”

这些年初中同学的聚会，何江很少参加，同学们偶尔会提起他，只知道他在美国的哈佛。

黄跃武知道，哈佛和他喜欢的NBA球队凯尔特人都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高歌猛进那几年，何江已到美国，他问何江有没有去看凯尔特人的比赛。何江说，太火了，球票买不到。

“总有一天，我要到海里去钓鱼”

中学毕业已经14年，昔日同学已经历了数个人生岔路口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何江在哈佛演讲台上所提到的“科学家的使命感”，让儿时好友再一次直面内心，触及那个尴尬而又陌生的话题——梦想。

面对这个问题，唐杰有些踟蹰，他停顿了几秒了，已经想不起当年立下的豪情壮志。

黄跃武在2012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当了老板，实现了儿时挣钱走出家乡的心愿。

在资本积累的路上，他见识了很多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人，经过几年的磨练，他反而更在乎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想着每年都能出国几次，带孩子开拓下视野，他参与“心连心手拉手”活动做义工。

村里修路他也捐了款，现在他想要联合村里人建一个基金会，资助家乡那些成绩好但家庭贫困的孩子。目前他已经联络了100多人，准备年底聚在一起讨论。

对于成功的定义，黄跃武愣住了几秒钟说，就像当年他学美术一样，或许也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奋斗的过程很重要。我和何江是两条路，没有高低之分。”

班长吴正华，这个在何江眼里挺有领导力的班干部，如今已是一名科级干部。

吴正华对公务员的身份很珍视，高中时，他认为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入党，从那时起他就努力争取，终于在大学如愿以偿。

“入党后思想境界有提升，觉得为国家做事，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虽然考虑过其他工作，但最终他还是觉得成为公务员，“吃皇粮”有保障。

提起何江的成就，他声情并茂、如做报告般侃侃而谈——

“教育实现阶层的流动，说明国家在富强的同时越来越公平。有那么一群人，他自己不努力，一味埋怨社会不公分配不均，主要还是自己的原因，我们国家还是给了寒门学子充分的机会。”

“家国情怀”“螺丝钉”“富强”“公平”，吴正华经常提到这些词汇，他的工作热情很高，“早上起来都很愿意去工作，我很热爱，也想做好。”而当年关于科学家的梦想，已经成为一个玩笑。

丁宇大学毕业前夕，遇上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业十分困难，因此他选择了考研。毕业后他找了一份月薪6000元的工作，他很满意。

成长在房价猛涨的时代，摆在白领丁宇面前的仍是物质需求。刚工作第四年，他在长沙的房子还没装修，花6万元买的车也仅仅是代步工具。他刚刚有了女儿，经常去唐杰那里讨教育儿经。

丁宇说，等完成了物质积累，他想学成功人士打高尔夫，带妻儿出国去巴厘岛、马尔代夫。

他在努力向中产跨越，他认为中产要年收入100万，“希望越快越好，尽量快一点吧。”

他对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说，“只有物质方面达到了，才有精神方面的追求。”

小职员唐杰家的两个孩子比较吵闹，心情不好时他会对孩子们发脾气，现在他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给孩子做饭，过着平常的生活。

他知道，已经注定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不过，驱车回到停钟村那个岔路口，谈起钓鱼的爱好，唐杰得意地说，在他的车里只有渔具，“总有一天，我要到海里去钓鱼”。

他脚踩油门，飞驰而去。

来源：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