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影响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军校

迟杰

摘要：说起黄埔军校，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几乎从上世纪20年代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和这所军校里走出的人有关。世界还从没有这样一所军校，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样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脚步！6月16日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开学之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开始黄埔名将系列文章，向大家介绍黄埔军校出身的著名将领，本文为第一篇。

图1：今天黄埔军校旧址大门。

选址黄埔

黄埔军校，这个称呼可以说是如雷灌耳，但却是个非正式的叫法。这所军校在1924年成立时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陆军军官学校”，在校门上的校名匾额上写的就是“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2月改称“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这个名称最早见于第一次东征时发布的《告东江人民书》。1926年又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而这几次校名的更迭，本质就是非常真实而微妙地体现了国共两党合作与斗争的不断变化情况——1925年改为“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就是为了凸显国民党开始排共反共的端倪。1926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名称，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军校中的影响依旧很强，不仅取消了国民党党立的字样，而且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铜制校徽证章上就同时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和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标志。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的性质彻底结束，因此校名也就自然更改成“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等。

图2：历史照片上的黄埔军校大门。

而黄埔军校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军校最初在黄埔长洲岛上。但1930年军校从广州黄埔长洲岛迁往南京后，在历史上被称为南京本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南京沦陷，军校又撤至大后方的成都，直至1949年。这一阶段则被称为成都本校。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失败，军校从成都迁往台湾凤山。尽管校址一变再变，但无论是在南京，还是成都，甚至在今天的台湾凤山，人们还是将这所军校统称为黄埔军校，可见黄埔军校这个从未出现在正式文件或公告上的非正式名称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

其实，真正在黄埔长洲岛上的只不过6年时间，毕业的学员也不过6期共8107人。所以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狭义的黄埔军校或“小黄埔”，而此后的军校则称为广义的黄埔军校或“大黄埔”。小黄埔的6期，被视为正宗的黄埔军校。而这6期中的前4期共4971人，是国共合作的4期，被视为黄埔的精英中坚。在广义的黄埔中，在大陆的南京、成都本校共毕业17期共52438人，再加上12处分校的毕业生12.5万，总共有18万余人。

图3：黄埔军校所在的长洲岛。

黄埔军校之名完全是由地名而起，而军校最开始筹备时所选中的并不是黄埔长洲岛，1924年1月在筹建军校讨论校址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初选定的“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即现在的北教场路烈士陵园一带，广州人通称为“东山”。这一决议甚至还形成了书面文件，但没过多久孙中山就将校址改为黄埔长洲岛，之所以最后选中长洲岛，主要有两个考虑，第一是安全，因为当时在广东的大小军阀都各有打算，并不可靠，甚至随时可能突袭军校。据说当时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就曾当面奚落蒋介石说：“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就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以缴你的械。”而孙中山知道只有海军是最忠诚可靠的，军校设在长洲岛，周围有海军驻泊，可以提供可靠的安全屏障。第二是节约，由于军校创建之初，真正可以说是草创，经费相当困难，而黄埔长洲岛上有广东陆军小学和广东水师学堂的旧址可以利用，只需稍加修葺就能作为军校校舍。2月13日起开始修缮校舍，至4月17日竣工。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孙中山在选择军校的校址时是否有风水堪舆的考虑，但一些精通风水的人士看过黄埔军校的校址之后，无不赞叹黄埔军校的选址在风水的角度绝对是上上之选。长洲岛四面环水，扼珠江咽喉，是从狮子洋进入广州的门户，这种地形在风水学上被称为“水口罗星”，主大将屯军，在军事上更是大吉大利。长洲岛上的地势是北高南低，黄埔军校正位于长洲岛地势最高的北端，军校本部背靠扯旗山，面临珠江，坐南朝北，绝对是形胜之地。在军校正前方的珠江左右两侧，有娥眉沙和洪圣沙等小岛，有“左右砂”之相，在风水学上谓之“左青龙”、“右白虎”，也是大大的吉相。在江对岸，又有山形似蟹的蟹山作“案山”，有铜鼓山、牛山、将军山等山在远处作“朝山”。这些山与军校后靠的扯旗山呈现互相“对揖”之势，军校本部正处在众多山峰的“前呼后应”之中。风水学称：“前呼后应，大将登台”；又称：“旗鼓相当，武将兵权”。因此这种地形格局十分利于培养军事人才。

图4：长洲岛的卫星地图，从风水角度看，绝对是处培养军事人才的宝地。

开学之时

黄埔军校的正式开学典礼是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之所以选择这天，并不是因为六六大顺的寓意，而是6月16日对于孙中山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意义。两年前的这天，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最信赖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倒戈，以重兵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分路突围，先后脱险登上停泊在广州白鹅潭水域的“永丰舰”。也就是在这天晚上，怀孕的宋庆龄因为长途奔波与紧张而流产，失去了她和孙中山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这样的打击，对于孙中山来说，绝对是刻骨铭心的。也正是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彻底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拉拢和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

8月9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开始了他新的建军道路——师从苏俄，联合中共，创建革命军。在上海，孙中山与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及苏联特使越飞多次商谈，最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通过这些会谈，孙中山确立了效仿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先创办军校，培养军官人才，作为建立革命军的基础。

1923年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正式邀请苏联派遣军事专家和政工干部到广州，协助建军。同时委派代表团赴苏考察建设军校和党务，这个“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任团长，成员有张太雷（中共党员，俄语翻译）、王登云、沈定一（中共党员）。由蒋介石担任团长，说明孙中山已经初步有意让蒋来创办这个军校，尽管此时蒋介石不过36岁，资历也不高，何以能担此重任？因为蒋介石毕业于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的前身）和日本振武军校，是孙中山手下不多的几个懂军事的，再加上陈炯明叛变时又从上海兼程赶来随侍在侧，忠诚可鉴。又懂军事又忠诚，自然是办军校的最佳人选。

图5：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的蒋介石。

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了建立陆军军官学校的提案。1月2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的名义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随即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由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委员），并聘请鲍罗廷（全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 Бородин）为政治顾问，加伦（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为军事顾问。

图6：黄埔军校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元帅。

2月6日，筹备处在珠江边的南堤2号正式开始筹建军校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军校于5月9日开课，6月16日举办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军政府的军政要员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林森、许崇智等莅临参加，这天开学典礼的安排非常紧凑，早晨7时40分孙中山一行抵达军校，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率全校师生在校门前列队恭迎。孙中山到达军校后，先是分两批接见了全体教官和学生队长。8时50分，巡视教室和学生宿舍。9时30分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孙中山致辞，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11时，全体人员由廖仲恺带领，向党旗、军校校旗和孙中山行三鞠躬礼，再由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宣读总理训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贺词。开学典礼结束已是13时，孙中山与全校师生共进午餐。15时，军校师生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接受孙中山的检阅。17时，孙中山离校返回广州。19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市党部联合在军校操场设宴宴请军校全体师生，席间汪精卫和孙科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市党部致辞，军校学生代表和将介石致答词。20时，宾主尽兴而散。

图7：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整个开学典礼程序繁多，可以说每个环节都足以留名青史，但多年后，很多第一期学员记忆犹新的不外两件事：一是出席典礼的宋庆龄短发黑裙，仪态极其优雅。二是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一口广东客家官话“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让众多学员尤其是北方学员如坠云里雾里，最后看到了总理训词的文告，才明白原来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在此后很长时间里，“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一直是学员们在开饭时的笑谈之资。

图7-1：开学典礼上的廖仲恺、蒋介石、孙中山和宋庆龄（左起）。

提到黄埔军校的创办，就不能不谈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援助，甚至可以说，要是没有苏联的援助，黄埔军校和以后成立的校军根本不可能发展。

军校尚在筹备阶段，苏联就应孙中山的请求派来了由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军事顾问小组。军校成立后，苏联又派来由加伦带领的40多名军事专家协助军校的教学。经费上，军校创办之初相当困难，如无苏联提供的开办费10万卢布，军校的正常教学几乎无法为继。此后尽管名义上军校的经费由粤军总司令部军需处拨发，但整个广东军政府的经费都十分有限，军校经费异常困难。筹集经费的工作主要是由“黄埔慈母”之称的廖仲恺负责，为了解决经费，廖仲恺不得不经常求助于当时把持广州的滇桂系军阀，甚至要等候在滇系军阀杨希闵的鸦片床前，等到杨抽足了大烟才能领到款项。就这样还经常难以保证，为此廖仲恺不得不借贷甚至是典当自家的财物来解决军校的经费。好在年底，苏联又拨付45万卢布才得以渡过难关。加上后来组建校军的费用，苏联前后总共拨付黄埔军校的资金高达250万卢布。

图8：为筹建军校呕心沥血的孙中山和廖仲恺。

军校成立之初，孙中山同意发给军校粤造毛瑟步枪300支，但最后只落实了30支，连分发给为军校站岗的卫兵都勉强。又是苏联于1924年10月派“沃罗夫斯基”号商船驶抵黄埔岛，运来了8000支步枪和400万发子弹——几乎可以装备1个师，而此时的黄埔军校全部师生最多不过1个营！——此后又先后六次送来大批武器装备，计有步枪51000支、机枪1090挺、子弹57400万发、火炮26门、炮弹1000发。如果没有这些武器装备，日后由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校军何以成军？

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编成的校军随后于1925年两次东征陈炯明，在2月的第一次东征中克淡水，战棉湖，以一当十，初露锋芒，首树军威。在10月的第二次东征中，更是奋勇争先，一举攻占了历史上从未被攻破的惠州城，彻底铲除了陈炯明的势力，也算是为孙中山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到黄埔去

“到黄埔去！”这句响亮的口号在20年代是最鼓舞人心的口号，一大批人中精英就这样汇聚到了黄埔。

尽管各地有志青年报名非常踊跃，但是除了广州地区可以公开招生外，其他地方由于是在军阀统治下，所以只能采取秘密招生。为了保证学员政治可靠，要求每名学员都必须要有两名担保人。对各地学员的招生，便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原籍后代为物色选拔。由于当时国民党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组织，因此中共在秘密招生中起了很大作用。如负责湖南长沙秘密招生的就是何叔衡，而在上海进行秘密招生的则是毛泽东和恽代英。由毛泽东推荐担保的就有5人，其中蒋先云是招生考试第一名，毕业考试同样也是第一名。

军校筹委会决定在全国18个省市进行招生，初步拟定招生324人，其中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每省12人，计168人；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5省各10人，计50人；湘、粤、滇、豫、桂军每军各15人，计75人；国民党先烈遗孤20人；机动名额9人。另外还计划招收备取生30至50人。

3月1日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负责主持入学考试工作。蒋介石为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因其回乡而暂由李济深代理，委员有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林、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9人。报考黄埔军校至少要经过三关，先是各省初试，合格后再到大地区（如上海、重庆）进行复试，最后是在黄埔军校进行总考试。在军队中也是如此，先在各自部队进行初试，合格者才送到军校进行复试。至3月27日，报考总人数已达1200余人，远远超过预期的324人。还有不少人托关系走门道，一时间各种关系的推荐信满天飞，已至于军校试验委员会不得不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谢绝各方推荐信函，声明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图9：黄埔军校学生宿舍。

3月27日，黄埔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考场，举行最后一关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有作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分笔试和口试两种。参加考试的有1200多人，考试整整进行了3天，1200人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学及专科学校毕业生，在当时情况下绝对是社会的青年才俊，平均素质比较高。4月28日发榜时，就是因为优秀者太多，不得不超过了原定招收400人的限额，共录取正取生350人（也有360人和372人的说法）、备取生120人（也有117人或100人的说法），总共470人。所谓备取生，就是后备的，说白了就是有比较硬的后台关系，考试成绩还勉强可以的学员。

图10：黄埔军校的校徽。

在报考时，还有不少奇闻逸事。先说徐象谦（即徐向前）和白龙亭等5位山西同乡一起赴上海报考，他毕业于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当过两年小学教员，语文、政治考得不错，但数学几乎是白卷，勉强通过了初试。到广州考试时成绩仍不理想，徐象谦自以为必定落榜，岂料发榜时山西考生全部被录取——据说是孙中山特别关照，北方考生不多，且北伐在即，对北方考生格外放宽——徐向前后来成为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之一。

如果说徐象谦是托了孙中山对北方考生的格外关照，那么浙江考生胡宗南则得到贵人廖仲恺的相助。根据军校《招生简章》的规定，要先对身高、体重、肺活量、视力、听力等方面进行体检，教官立马就取消了不足1.6米身高的胡宗南的考试资格。这一结果，胡宗南自然难以接受，立即便与教官理论起来，声音越吵越响，终于惊动了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廖仲恺，廖仲恺了解情况后立即表态同意胡宗南参加考试，还特别写了条子“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是可以录取的”，正是凭着这张条子，胡宗南得已参加了入学考试，最后被作为备取生录取。廖仲恺之所以如此帮助素昧平生的胡宗南，因为他自己和胡宗南一样，个子也很矮。

郑洞国从湖南千里迢迢来到广州时，报名日期已过，正在懊悔之时，湖南同乡黄鳌赶紧说自己因为怕一次错过就报了两次名，就让郑洞国用第二个黄鳌的名字去考试。结果两人都考中了，更巧的是都编在第二队，每当点名时，两个黄鳌自然引得同学们大笑不止。郑洞国只好向校方报告实情，并请求重新单独进行入学考试，结果得到校方谅解，恢复郑洞国的真名。

另一个在名字上搞小动作的是关麟征，关麟征原名关志道，真正的关麟征报名之后嫌路远而没有来，没报上名的关志道便用关麟征的名字来广州，考入黄埔军校，自此便干脆以关麟征为名，后来还当上了第二任的黄埔军校校长，最后一直当到陆军中将副司令。

和关麟征一起来报考黄埔的陕西学员有11人，从陕西一路辗转到上海时，已经囊空如洗了，亏得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仗义资助盘缠，还写了推荐信。一行人到达广州时，也是阮囊羞涩，只好在面摊上吃碗光面充饥，没钱点菜，只好就着醋下面，11个人每人一勺就把一壶醋给分光了，结果小气的店主非要付醋钱——要是他知道这11个人中间，后来就有1个解放军中将（阎揆要）和6个国民党军中将（杜聿明、关麟征、马励武、董钊、张耀明和何文鼎）的话，恐怕借他10个胆都不敢。

图11：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

第1期学员中除了这470人外，还有来自军长部长程潜主办的陆军讲武堂（也称湘军讲武堂）的158人，当时因为陆军讲武堂连个象样的宿舍也没有，教学内容更为陈腐，使学员们大为不满，最终闹得全体跳槽，和黄埔军校合并了事。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那些学生的名字就知道了：陈赓、宋希濂、陈明仁、李默庵、左权、袁朴、邓文仪（其中陈赓和宋希濂是自己去黄埔报考的）……都是日后在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啊！在这158人中，绝大多数为湖南人，这也就使第1期湖南籍学员达到192人，几乎占毕业生总数的30%，高居各省之首，也正应了无湘不成军的老话。

考试入学的470人分为四队，正取生为第一、第二、第三队，备取生为第四队。由吴铁城主办的警备军讲武堂后来也并入黄埔军校，为第五队，但却算第二期。而陆军讲武堂的158人作为第六队，因为这批学员中老兵多，有实战经验，所以一并入黄埔军校就编入校军参加东征，因此被算作第一期，就这样黄埔军校第一期没有第五队而有第六队，最终合格毕业人数为645人（一说635人）。

图12：蒋介石和黄埔军校第一期部分毕业生合影。

在第一期生中，情况各不相同，首先年龄相差悬殊，最大的是荣耀先，1874年生，50岁；最小的是谭煜麟、李隆光和刘璠三人，都是1908年生，16岁。其次学历各不相同，从小学到大学都有，甚至留学生都有2位：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顾濬和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的宣侠父，这两人都是中共党员。特别是宣侠父，认为蒋介石指定各党小组长每周直接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的做法是违反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最后愤而离校，临行前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相当的潇洒，后来宣侠父任八路军少将高参，1938年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除了学生之外，还有不少军官，有名的如中山舰事变主角李之龙，曾任鲍罗廷的英文翻译兼秘书，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破格录取。还有范汉杰，入学前就曾任江平舰舰长、桂军中校参谋、作战科长、第六路军司令等要职。为了进入黄埔，宁愿放弃已经到手的军衔官职，再当学生，毕业后再从少尉排长干起，最后官至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

正是因为基于这种报国情怀，大批热血投身黄埔军校，他们中的很多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