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城管硕士以上学历已达283人，专业特长无“用武之地”(组图)）

博士城管付翠玉

李川

在上海虹口区城管执法局政工科的办公室里，36岁的付翠玉正专心拟定一份书面材料。作为同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博士生，她正在努力适应每天都和文字打交道。2012年初，付翠玉成为虹口城管凉城中队的一名执法人员，并在一年前调入虹口区城管局政工科。

付翠玉是上海城管队伍仅有的一名全日制博士生。但是，同样拥有高学历的硕士城管，上海已达到282名，其中大多数都是一线执法人员。2008年5月起，上海对城管系统采取参照公务员管理，招录门槛提高，并先后通过两次专项招录、多次公务员统一招录，不断壮大城管队伍，如今，在上海的城管队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已超过七成，其他队员也均为大专学历。

近日，记者先后采访了多位硕士、博士城管发现，最初吸引他们报考城管的原因，主要是公务员工作稳定等因素，但在入职的初期，面对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执法对象，却都遭遇过“有理说不清”的阵痛期，焦虑、犹豫、退缩，甚至想过辞职。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调整心态、不断积累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都已逐渐适应这份工作，继续坚守在城管岗位。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实际执法工作中，这些高学历城管队员的专业特长却很难得到充分发挥。上海城管系统一位内部人士呼吁，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上海城管的体制和机制，细分执法种类，设置一些研究类岗位，给这些高学历城管以更大的舞台，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改变目前“无用武之地”的现状。

博士城管刚开始想辞职

付翠玉是一名国防生，在博士毕业后，服役于部队，并于2012年转业到虹口区城管局，成为凉城中队的一线执法人员。2015年6月份，她又被选调入虹口区城管局政工科，主要从事文字工作，这对于理工科的她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的心理落差特别大，这份工作和我的专业完全无关，不是我喜欢的行业。同时，由于工龄少，我的薪资、待遇等都不如老队员，再加上学历和专业的因素，在当时中队的工作氛围中，我也很难和同事有深入的交流。”付翠玉说，当时，她想过辞职，也已经找好了另外一份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在长达三个月的心理斗争之后，她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后，她的心态也已调整好，开始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这份工作。“最初，可能是考虑到我的学历和专业，怕我不适应现场执法，所以主要让我负责内勤工作。”付翠玉说，有时候也会跟着老队员出去执法，但主要是以老队员为主，她则在旁边协助，并向老队员学习具体的执法过程，积累经验。

慢慢地，她逐渐适应了一线城管执法工作。“我们每天都很忙，我觉得都是在为老百姓做实事，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挺伟大的，为整个城市的市容市貌，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老百姓也是认可我们的。”这样的想法，她也经常灌输给家人，包括正在读二年级的孩子。

但是，外界对城管的误解，却让付翠玉感到很无奈。同学或朋友聚会，往往会有人问起她的工作，当得知有着博士学历的她是一名城管队员时，惊诧和不解是最常见的反应。“在很多人看来，城管是一份上不了台面的工作，负面评价居多。”付翠玉说，而她的硕士和博士同学，大多数都去了与专业相关的企业，并成为技术骨干。

对于城管队伍来说，高学历队员的优势何在？在付翠玉看来，其实不仅是城管，对于任何工作来说，除去专业因素，高学历的主要优势在于接受能力、理解能力相对更强，领会、变通的速度也相对更快。但是，在一线城管执法过程中，高学历队员却往往在面对违法违规的当事人时，书生气过多，执法威严不够，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好在现在的执法环境越来越好，执法设备也越来越现代化了。”她说。

如今的付翠玉，已经很少会主动想起自己的专业，但看到当年的同学都在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依然略感遗憾。“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不一定是学什么专业，就一定要从事相关的工作，读硕士、博士都是为了多一份经历，而不是为了谋一份职业。”她这样对记者说，也这样对自己说。

“可以说，在目前的城管执法体制下，像付翠玉这样的高材生还需要更好的工作平台，给予他们用武之地。”虹口区城管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磊说。

硕士队员首次执法手足无措

“第一次去现场执法，面对工地门口卖盒饭的，我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29岁的李川，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刚入职时的“囧样”。李川是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4年毕业时，由于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老师，他选择了考公务员，并成为浦东城管世博中队四分队的一名一线执法队员。

刚走出学校的象牙塔，毫无社会经验，需要与小摊贩、建筑工人、土方车司机等人群打交道，这让李川觉得有些无从适应。“面对这些执法对象，却有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他说，刚入职时出去执法，他会告诉对方，“你的行为违反了什么法，需要怎么处罚”，但对方就会说，“你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然后他就接不上话了，觉得手足无措。

有一次，李川和一名老队员一起出去巡查，发现有个曾经被罚过的摊贩在一个工地门口卖盒饭，还撑着一把很大的遮阳伞，影响到附近的交通。但是，当两人进行劝离时，对方却拒不配合，连伞都不肯收起来，两人只好将执法车开到入口处，堵着对方不让他卖。这时，对方就开始对他们进行谩骂，李川一冲动就想强制执法，但老队员劝住了他，并告诉他，如果这时强制执法，必定会引发肢体冲突。随后，这名老队员叫来了同事，用执法车将对方的摊位围住并等待，果然过了一会，对方就主动离开了。

李川说，刚入职时，面对不讲理、无法沟通的当事人，他有时会萌生“不想干了”的念头，但是冷静下来分析，觉得导致自己不适应的原因无外乎两个，一个是面对违法当事人自己会紧张、手足无措，另一个就是执法经验不足。想明白这点之后，他便调整心态，并不断向老队员请教、学习，和新队员讨论、分享，约半年以后，他就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进行现场执法了。

“在读书时，我曾认为，城管是一个讲求强势执法的部门。”他说，但经过大半年的一线执法工作，他的想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发现，仅单纯执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服务需要做在执法的前面，做到“在执法中服务，在服务中执法”。“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执法与管理不是一体的，城管只能执法，但在服务过程中，却没有管理权。”

与李川同时进入四分队的武震，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生物医学专业，拥有硕士学历的他，曾经做过实习医生。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做一名城管，原因有两个：第一，爷爷是一名老红军，他有“制服情结”；第二，他如果从医，也是做研究的医生，每天与实验仪器打交道，却很少与人交流，这让外向、爱动的他难以接受。

由于性格比较开朗，喜欢与人打交道，再加上自己做实习医生时也曾经做过行政工作，武震觉得自己基本上没有“阵痛期”。“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武震说，一方面，自己考到浦东城管后，被分到世博中队这个活力十足、有工作热情的年轻的团队，另一方面，自己的师傅执法经验丰富，跟着师傅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适应这份工作的时间，比其他人都要更短一些。

高学历队员欠缺的是经验和气场

鲍国祥是浦东城管世博中队四分队的队长，也是李川和武震的师傅，拥有20多年的城管执法经验。“我带的两个徒弟，都是硕士研究生学历，他们虽然读书很好，但都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特别是李川，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比较羞涩，有时候话说到一半就会停顿，不知道接下去要说什么了。”鲍国祥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带着李川去“赶摊头”时，对方一说话，他就脸红，也不说话。回到办公室后，鲍国祥问李川有什么想法。“他说，我觉得我们是穿制服的执法人员，他们是违法的，为什么反而态度那么强硬，我们却很弱势？我就告诉他，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面对的也都是弱势群体，如果他们经济条件好，也不会来摆摊，我们在执法过程中，也要从他们的角度想一想，好言相劝，他们一般都会配合。”

鲍国祥说，李川刚入职的前两个月都是晚班，他只要出来执法一般都带上李川，让李川跟着他学习执法方式、注意事项，帮助李川分析案情，积累经验。两个月后，他开始让李川独立立案，让一名老队员跟着，但嘱咐老队员只是观察和协助，主要还是让李川自己处理。

在鲍国祥看来，李川的性格相对内向，但很细心，帮他分析时会拿笔记下来；武震的性格比较外向，刚开始出去执法时虽然也是新手，但能说，嗓门又大，对方也不太敢小瞧他，只是有时候会有点粗心。但两个人都很热爱这份工作，有积极性，又爱学习和讨论。“经过一年多的执法，他们都进步很快，应该说现在已经毕业了，能够独当一面了，但是经验和气场方面还有所欠缺，这个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此外，李川和武震的高学历优势也很明显。四分队负责的区域是前滩地区有很多建筑工地，而这些工地大多都是央企、国企、外企的大楼，在现场负责的项目经理的知识水平也都很高，对于建筑工地的管理涉及PH值、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高学历的队员比较容易和他们沟通；有时，建筑工地还会有美国人、韩国人等外籍人士管理，在执法时也需要队员用英语交流。

“这些执法工作，对于队员本身的知识素养就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李川和武震就能完成得比较好。”鲍国祥说，现在的执法内容跟以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特别是世博中队所管辖的区域，更考察综合能力，更需要知识水平比较高的队员，这些队员与那些知识水平同样比较高的项目经理等建筑工地管理者，能更好地进行沟通。“当然，有些项目经理明知道自己违法，还会想办法回避，我就告诉他们，必须掌握话语主动权，不能被绕进去。”

创造机会让高学历队员发挥优势

事实上，在上海全市城管系统中，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硕士城管最多，共有85人。其中，平均年龄只有35岁的世博中队，57名在编人员中就有12人具有硕士学历，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更是达到92%以上。这些硕士城管，在这支年轻的队伍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每次提到这些年轻人，我都感到很自豪。”世博城管中队的中队长张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线城管执法对理论知识的需求并不是很强烈，而是更需要丰富的执法经验。然而，这些高学历的城管队员，几乎每个人都能通过老队员带新队员、以及自己较强的领悟学习能力，不断积累原本最缺乏的执法经验，很快适应这个岗位。

在张斌看来，这些高学历的城管队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管的整体形象，虽然日常执法工作或许并不需要硕士学历，但在另外的宣传、培训等很多方面，还是很需要这些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来不断提升城管队伍的整体水平。而在很多工作中，张斌也会专门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挥专业特长的机会。

“比如我们中队自己内部的培训课，我会请他们做不同内容的讲师。”张斌说，平时，中队会经常进行内部培训，而这些培训的讲师，就是李川等拥有自己的专业特长的普通队员，具体包括心理咨询、旅游、投资、理财等方面。此外，在各种志愿者活动中，这些高学历城管队员也会“挑大梁”。“一方面，借助于这些人才，弥补了城管过去缺乏的一些‘短板’；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他说。

细分执法种类，高学历城管才有“用武之地”

来自上海市城管执法局的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城管系统共有73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为5315名，占总数的71.2%。在5315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城管工作人员中，硕士研究生有282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一线执法人员。

上海的城管执法队伍到底是否需要高学历的人才？“肯定是需要的，但必须在进行体制改革、对执法工作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在上海城管系统一位内部人士看来，目前，上海的城管体系还不够完善，仅仅是“四肢健全”，但却尚未形成“集成大脑”。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城管执法人员并没有明确的分工，而以目前的执法难度，并不特别需要硕士甚至博士这种高学历的人才。

“城管执法工作，应该细分成不同的执法种类，对学历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上述人士表示，高学历的硕士、博士生，应该更多地去做研究工作，比如研究法律法条、执法装备等，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而日常执法工作，可能更需要情商和社会责任感。”他举例称，比如说执法队员的装备方面，公安部有专门负责研究警务装备的研究所，所以公安人员的装备很科学，但是城管没有，城管队员的自身装备是非常欠缺的，而这些都需要精细化研究。

在上述人士看来，上海城管体系还存在很多“短板”，具体包括勤务、装备、法律、培训等多个方面。“首先，勤务不够规范，全市城管系统没有统一的勤务，也没有专人去研究这块。”他表示。其次，城管队员都缺少装备，急需研究并配备。第三，法律方面也不够完善。

“目前，城管部门共有300多项执法内容，但其执法依据却散落在各个部门的法律法规之中，却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他说，在现有法律中，哪些是可行的？哪些可以竞合？在对内法律中，队伍应该如何管理？城管的自身安全如何保证？这些都需要研究、完善。此外，在专业培训方面，也需要高学历的人员去做，要让这支队伍始终保持新鲜，不要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