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法总则草案首次上人大常委会审议 热点问题引发猜想）

【我国有望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龄从10岁下调至6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法总则草案将现行民法通则中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龄降至6岁。6岁以上孩子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拿父母给的钱“打酱油”了。

【民法总则草案扩大被监护人范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将智力障碍者以及因疾病等原因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辨识认知能力的成年人也纳入被监护人范围。这将有利于保护他们的人身财产权益，也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好地维护老年人权益。

【民法总则草案加大对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信息保护】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规定，民事主体享有物权、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同时，草案将数据信息明确列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央广网北京6月27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今天（27日）开幕。根据两周前委员长会议的建议，本次会议将审议多项法律草案。首次亮相并提请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无疑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立法工程，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纲，对整个《民法典》的编纂意义重大。民法总则在起草过程中，有哪些内容引发了广泛热议，专家对这部草案的内容又有哪些期待？

《民法典》的编纂对一个国家来讲有多重要？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

有的人说它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大到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小到老百姓间的经济纠纷，以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产经营，几乎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可以在民法中找到依据和规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轶分析，每个人出生以前就开始跟民法打交道了，去世以后，比如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去世以后还要跟民法打交道。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民法典》都被视为是一部权利的宣言。在所有的部门法中间，民法体现了对“人”的全面的终极的关怀。

此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要确立我国要奉行的立法哲学，通过确立民法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法律制度，来表达对现在所面临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王轶介绍，它要包含、确立民商事领域里面法律适用的一些共同的规则、一些一般的规则，无论是对我们每个人日常的社会生活，还是对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易，等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多大年龄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标准合适？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离婚案件，子女满10周岁的，愿意随父母哪方生活，要征求孩子的意见。10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年龄标准，很多专家建议降低这个标准。

王轶介绍，今天在中国，很多孩子是在六周岁就上小学一年级了，他的生理、智力，各方面发育的状况来讲，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些跟他的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在比以往相对广泛的范围里，拥有自己作出决定的机会和空间。

两年的诉讼时效是否会调整？

依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借钱给他人，超过约定的还钱期限两年没要，到法院打官司可能就会败诉，因为超过了诉讼时效。这个时效是不是应该延长？延长多长时间合适？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所党委书记陈甦分析，时效制度，除了保护债权人之外，还有一个保护交易的安定性问题，就是你一个权利存在，你不能长时间不行使，不行使的话，这个交易就处于一个不安定的状态，这样也会影响经济的秩序和经济的效率，所以这是在不同价值间的一个平衡和选择。

谁有资格作为监护人？

近期热播的电影《好先生》中，男主角陆远在好哥们大海车祸身亡后，被指定为大海未成年女儿的临时监护人，后来大海的母亲患老年痴呆症后，又担起了监护老人的责任，这些剧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谁来监护被遗弃、遭受父母虐待的儿童、失忆的老人？王轶分析，以前的监护制度，在民法通则上，仅限于对未成年人，或者是对精神障碍者，对他去设置监护制度，然后让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去进行监督和保护，但是面对中国步入老龄社会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大家就主张说，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民法总则上边，在我们未来的民法典上设计比较全面的成年监护制度。

胎儿有没有民事权利？要不要进行规定？

在很多继承案件中，“遗腹子”享有何种合法权益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王轶教授清楚地记得，在民法学研究会提交的专家意见稿中，专门写了有关内容。

王轶表示，当时有专门的条文，建议对“胎儿”进行周到的保护，当时提到说，凡是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都视为他已经出生，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总则》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意味着什么？

李永军教授分析，我国1999年有了《合同法》，2007年有了《物权法》，2009年有了《侵权责任法》，之前有《继承法》和《婚姻法》，这些法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其实现在说到底，最难的可能就是《民法总则》，《民法总则》攻克之后，在原有的既有法律基础之上，再编纂各编的话，应该比较快，总则通过的两到三年之内，能够完成编纂工作。

除了大家关心的《民法总则草案》以外，还有一部法律草案也是初次提请审议，即《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作为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职的一部重要法律，我国目前的《红十字会法》是从1993年10月31号开始施行的。在近23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红十字会经历过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紧急救援，也曾因为屡次出现的风波遭遇诚信危机，社会对修订《红十字会法》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那么，今天将提请审议的《红十字会法》可能会作出哪些修改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介绍，现行的红十字会法是在23年前制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的社会环境和当年立法时已经迥然不同。

王振耀介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加入WTO，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低，人均GDP也只有几百美元。市场经济也只是刚刚开始，更不要说慈善事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说，这部法律肯定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缺陷。根据现实的发展，有些架构、体制恐怕需要调整，包括监督的公开、透明等。

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红十字会也在赈灾、国际救援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完善的监督机制，加之公开透明度有限，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在相关负面事件中曾遭到质疑。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汝鹏表示，面对中国红十字事业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监督机制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王汝鹏表示，现行红十字会法中有关红十字会的性质定位、法定职责、治理结构、监督机制、法人资格、法律责任这些方面的规定已经不适应红十字会工作的实际，需要通过修改对它进一步地规范，来适应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

除此以外，红十字会还面临着红十字名称和标志的保护等问题。尽管现行红十字会法规定禁止滥用红十字标志，但由于缺少较为明确的法律责任，现实中冒用、滥用、篡改红十字名称、标志的行为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人打着红十字的招牌进行诈骗。王汝鹏认为，应明确法律责任以确保法律实施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他指出，像奥地利红十字会法对红十字的不当使用规定非常详细，具体列举了八项禁止性的规定，并且对每项违反规定的行为都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王振耀表示，对现行红十字会法进行修订，将有助于解决红十字会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在本次会议公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对草案进行分组审议，广泛吸收人大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王振耀认为，该很好地把这个法修改，放开来征求全社会的意见。然后把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发展起来，会对中国的社会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