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希望孩子在没有偏见的环境长大｜库尔班江和《我从新疆来》）

《我从新疆来》书中人物买买迪克

纪录片拍摄现场

库尔班江

纪录片里的艾力克大叔

交警一看我的身份证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说，“你是特殊关注对象”。我问，什么叫“特殊关注对象”？他们说这是关心你们。我说，这是关心还是歧视？

对话人物：

库尔班江·赛买提，新疆摄影师。2014年拍摄《我从新疆来》图片集，记录了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普通新疆人，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故事。

随后，他出版《我从新疆来》一书，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了库尔班江和书中人物代表。

对话动机：

2014年昆明暴恐事件之后，库尔班江致力于通过镜头呈现普通新疆人的故事，消除偏见和歧视。

2016年初，他执导的纪录片《我从新疆来》拍摄完成。6月22日，该片在央视纪录片频道开播。

库尔班江说，“新闻里看到的是少的不能再少的一小部分，没有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新疆人。”

新疆很远，新疆人很近

剥洋葱：什么时候萌发了拍纪录片的想法？

库尔班江：2012年开始，我看到内地人对新疆人的误解越来越深，我就在找一种方式让新疆人和内地能很顺畅地沟通。当时，我有机会参与到央视一些大型纪录片的拍摄。我就想通过镜头和文字，呈现跟大家一样的新疆人——为生活努力，为家人奋斗，为自己争取的中国人。

新疆很遥远，但新疆人很近，就在大家身边。

剥洋葱：正式开拍之前，你先出了《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当时出于什么考虑？

库尔班江：2014年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新疆人，受到了很大影响。昆明事件第二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新疆去？”当时很多地方直接就把新疆人赶走了。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就把所有的工作停掉，但当时没钱拍纪录片，我拍了一些新疆人的照片放在网上，让大家明白你所看到的只是极少极少的犯罪分子，没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新疆人。

照片在网上反响很大，为了能有持续的影响力，我出版了《我从新疆来》这本书。

剥洋葱：《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出版过程是怎样的？

库尔班江：当时中信出版社外的另一家知名出版社想出版，因为是涉及少数民族的文字出版物，尤其新疆、西藏，都要申报重大题材审核，一报就有二十多个部门要审，非常非常严格。

我就着急了，这要审到什么时候？两三年是它、五年也是它，消失也是它。

我就给习主席、俞正声、张春贤写了信，寄了样书。第一个回复的是自治区书记张春贤，他说这本书意义重大。

2014年10月，中信出版社就说，“算了，风险我们担，出吧”。

出了没多久，就得到俞正声的接见。

“这是一个中国故事”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我从新疆来”这个主题是怎么来的？

库尔班江：新疆“75事件”之后，新疆人在内地名声越来越差。2011年，我在国家图书馆做了《昆仑之墟 大美和田》的摄影展，宣传秀美风光、人文风情、文化，后来和田发生了劫持飞机的事，我做的这些就又归为零了。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什么东西最能打动人？最能打动人的还是身边的人和事，回归到人的本质，所以就想到了“我从新疆来”。

剥洋葱：具体拍摄思路是怎样的？

库尔班江：片中人物是从《我从新疆来》书中选的。我拍了28个人，最后呈现了18 个人，三个人一集，这三个人有内在的关系，表现同一个主题。比如创业、亲情、梦想、留守儿童等主题，都是这几年一直提到的话题，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故事。

纪录片都是个人叙述，没有旁白。我希望观众能从18个人里找到自己的故事。片子里，我根本没有提他们的民族身份，只有名字，然后故事。

片中人的故事和新疆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是个人奋斗史，我没有把这些刻意表现得深刻，我一定要让它特别简单。

剥洋葱：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库尔班江：最大的问题是六十人团队思想很难统一，拍摄到中间，方向偏了，有了一些刻意和敏感的东西，要调整。

第二个问题就是资金，前后总共花了600多万，一开始我拉了400多万的投资，2015年8月份就花完了，后来众筹解决了80多万，剩下的就是东边借一点西边借一点，像个要饭的。

“你是特殊关注对象”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你现在做的事情，有人不理解吗？

库尔班江：我出书，有人觉得我挣了钱，说我卖民族情感，消费新疆，有极端的人在微博上骂我，说我是垃圾。其实，我的版税都投到纪录片里了。

剥洋葱：你一直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库尔班江：很简单，为我自己，为我家人。希望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偏见的环境中出生长大。我都看到了，都经受了，我不想他再有这样的痛苦。

剥洋葱：什么时候第一次感觉到这样的痛苦？

库尔班江：2002年我去苏州，一上公交车，所有人躲着我，把包挪到一边。我给老人让座位，不坐。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明白了，苏州新疆籍的小偷比较多。

第二天上公交车的时候，我把我两个手直接伸到窗外，心里很难受的，很不是滋味。

剥洋葱：后来还有类似遭遇吗？

库尔班江：有一次，我在北京开车，出了刮蹭，交警一看我的身份证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说，“你是特殊关注对象”。我就跟他说什么叫“特殊关注对象”？他们说这是关心你们。我就说这是关心还是歧视？

事故是对方的责任，派出所的人来询问我一堆问题——来北京多久了？在哪儿工作？这车怎么来的？车牌号怎么来的？显得我像犯罪分子一样。还让我领导打电话，核实一下才能让我走。

还有马航事件中，一家电视台在乘客名单上把我朋友的名字打了马赛克，只写了新疆籍。马赛克给了人很大的幻想空间，网上很多人开始说他就是恐怖分子。

那是我朋友，他是一个画家，他有姓、有名，是一名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的画家，为什么打马赛克？

我发了微博，把他的照片全部公布出来，当天转发有三四千，第二天，电视台就改了。

“我对执法人员不满，但没有反对我的国家”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前几年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你在网上写过反击文章？

库尔班江：2009年我去沈阳，不让我住酒店，不让我进网吧。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事情经过。当时很多人转发，很火。

有关部门找我的学校，找我的老师了解我的情况。学校和老师保护了我，他们说，“库尔班江写的对，为什么不让他住酒店？”

有朋友担心我会“出事”，我说我没说错话，我对执法人员表示不满，但是我没有反对我的国家。

剥洋葱：现在遇到类似情况你会怎么办？

库尔班江：现在我特别懂法。在酒店遇到检查，我会不让他们进屋。核实身份，我配合你，要进我房间搜查，这是我24小时买下来的私人空间，没有搜查证，你没有权利的。

最后他们很无奈地也就走了，他们拿不出任何东西。我态度是非常好的，不会和他们起冲突。

剥洋葱：纪录片想传达新疆人和大家一样，实际生活中，有人仍戴着有色眼镜，你怎么看？

库尔班江：大家想到新疆人，就会联系到切糕、小偷，但这是个人选择与地域无关。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第一拨到内地做生意的是卖烤肉，然后就是小偷。

其实，大部分是当地人和新疆人联合在一块儿，利用了“两少一宽”（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少数民族政策。

剥洋葱：纪录片已在央视播出了，你对它有何期待？

库尔班江：我希望越多的人看到越好。我希望大家能产生共鸣——新疆民众是非常单纯的，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在我的纪录片中有一位名叫艾力克的大叔，他83年到北京来，先卖新疆瓜果，后来卖烤肉，97年他的孩子得了脑瘫，每天一千多块的治疗费，没多久他把所有积蓄都花完了，家庭非常非常困难。但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永远是笑着的，他对将来信心十足，他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有药能治好我儿子的病。”

他今年64岁了，一直留在北京。一个邻居和他关系特别好，经常帮衬他。

这位邻居在民政局工作，有一次国内发生灾难，艾力克找到他捐了2000元。

其实，普通百姓之间是没有任何界限的，只要沟通，民族、文化和信仰，并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