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纪委为什么密集提到党费问题？|革命年代的党费故事）

6月29日，中纪委网站发布“学党章”系列文章“共产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发现，近1个月来，中纪委网站连续刊发了数十篇关于党费的文章，比如“党费历史制度沿革”“党费收缴规定”等等。

在“补交党费更要固强党性”一文中提到，补交党费这件“分分钟的事”，如今却成了中央巡视工作中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多地在整改通报中也时常提及补交党费情况。

党费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党员内心的忠诚、信念、使命和担当。

革命战争年代，生活再困难的党员，哪怕拎上几个鸡蛋、一罐子盐，也要将党员的义务摆在前边。

如今，有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党员干部，拿着高薪却不及时、足额的交党费。

党费“这点小钱”为何变得“越来越大”

“深读”注意到，中纪委在《共产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一文中提到，党费，是党员向党组织交纳的用于党的事业和活动的经费。按期交纳党费，是作为党员的基本条件。

2008年2月，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确定了在职党员交纳党费的计算基数，调整了档次和比例；对离退休人员、农民、学生党员、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低收入党员交纳党费制定了新的标准。

文中提到，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包括培训党员，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等。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党费“这点小钱”似乎变的“越来越小”，可时下感觉却是“越来越大”。

有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党员干部，拿着高薪却不及时、足额的交党费。比如山西20多家国企的党员干部共补交了党费8900余万元，天津66家国企补交党费2.77亿元。

党费的额度无非就是几十块到百十块。但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讲的是要想成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的道理。

和平年代交党费

省委书记主动将党费交给支部书记

2016年1月31日，云南省召开全省组织部长会议。省委书记李纪恒说：“入党40年来，每一次党费都是面对面亲自交给支部书记、组织委员，然后登记、签字，不用他们来收，也不用别人代交。”

可是，现在的党费不是党员自己去交而是组织委员来收，“交”变“收”的一字之差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意义大不同了。如果能保持按时交纳党费，就能经常性提醒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履行党员义务、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也是党章要求的。

抗战老兵代亡妻交党费

2016年元旦前，江苏宝应安宜镇东门社区八旬抗战老兵孙金城来到社区，替亡妻周德珍交纳一生最后一笔党费。

记者了解到，孙老14岁参加革命，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屡建战功，留下终生残疾。孙老的妻子周德珍1971年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早年患肺癌，手术后身体状况较差，但受老伴影响，只要社区党组织有活动，她必定准时参加，并按时交纳党费。

去年11月，周老太因病离世。孙老在替妻子整理遗物时，发现她今年的党费还没有交纳。于是，孙老赶紧带着党费，颤颤巍巍地地来到社区。在党费交纳记录上，孙老这样写着：“这是周德珍同志终生最后一次党费100元。代缴人：孙金城，12月28日。”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汶川大地震捐款，还是每年519慈善一日捐，都会看到周老的身影。

“人虽故去，但党费不能不交。”社区工作人员感叹，抗战老英雄为已逝妻子代交党费，这一份执著令人感动。

耄耋党员怕生命终结提早交党费

据媒体报道，两年前，上海的陈先生到松江城区的一个邮局办事，排在前面的是一位衣物破旧、拄着拐杖的老阿婆，只听她颇为胆怯地问：“我不知道这个地址是哪个区，能寄得到吗？”窗口里飘出生硬的三个字：“不知道。”

正当阿婆手足无措时，陈老师走上前去对老人说：“我帮你查一查好吗？”通过手机上网搜索，陈老师发现那是普陀区的某个街道，就拿起笔帮她填写了地址，但又发现邮寄的180元钱没有具体的收款人，就对老人说很可能收不到啊。不料，老人一听就急了：“那我该怎么办？这是我要交的党费啊，我已经一年没有交党费了。”

党费？陈先生挺好奇，那一刻的老阿婆显得特别焦急，喃喃地说：“我1956年入的党，原来工厂有党支部，退休后工厂也关门了。现在我和老伴暂时住在松江，我一直患糖尿病，腿也摔坏了，出门很不方便。前几年我的党费都是委托一位老朋友交给街道党工委的，但她今年去世了，没人帮我交了，这事已经拖了快一年了啊。”

说罢，老阿婆又用颤抖的手掏出一张写有街道办事处电话号码的纸条，陈先生拨通了电话，对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写收款人也不要紧，只要在备注栏里注明是党费就行。”

陈先生回忆说，寄完党费后他送阿婆回家，老人的家十分简陋，沙发已经很破旧了，他的老伴也显得十分苍老和瘦弱……

“虽说这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一直惦记着这位老人。2016年年初，陈先生又找到了阿婆，老人的一句话更是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底，她说，每个党员交纳的党费，是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交党费也是党员应尽的义务。

“姚阿婆还对我说，现在暂时不用再麻烦别人了，去年，她感觉自己的生命很可能就要走到终点了，就急着把2015年和2016年的党费都一次性寄给了党组织。

革命者交党费

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建党活动费用

19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二大，全国才有党员195名，且多为清贫的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他们没有收入或收入很少，上缴的党费自然不足以支撑党的活动。

那时，党的经费保障还来自于“党内派捐”，即党内收入较高的同志的主动承担。

比如李大钊，在建党前，他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出资助革命最多的人”。当时他月薪有120元，算很高了，但日子却过得很拮据，让李大钊同志的夫人常常抱怨。

后来，北大决定每月把工资交给李夫人，扣除了他一家七口的生活费用之后，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周恩来积蓄凑到近5000元就交党费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与邓颖超一生廉洁，生平收入除了工资和从银行所得的利息外，没有其他进账。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忙于处理各种工作。有一次，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五分钱的党费。

不久，周恩来同志找到魏国禄交党费，在得知自己的党费被其交纳后，他说，党费不能让别人代交，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很重要，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他把五分钱党费交给了魏国禄。

周恩来夫妇除了每月按时交纳党费外，两人手中的钱凑到近5000元的时候就会作为党费上交，据他侄子回忆，他们总共交纳了三次“特殊的党费”，最多一次交了7000元，总共交了14000元。

周恩来同志去世后，他和邓颖超同志的积蓄合计5709.80元。之后，邓颖超同志又交过3000元党费。

邓颖超同志去世后，她嘱托身边人，要将她的所有积蓄11146.95元，其中包括购买的550元国库券，全部用来交党费。

周恩来夫妇不仅每月按时交纳党费，而且还交纳了“特殊的党费”。他们的做法，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朱德在逝世前要求将存款交党费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展出的文物中，有一张“朱德委员长一九七六年存款清单”，展览说明上写道，“朱德节衣缩食积攒了1.9万多元，加上银行利息，凑成2万余元，由夫人康克清于1977年1月19日代交最后一笔党费”。

1937年，朱德得知四川老家仪陇正逢旱灾，非常担心家乡80多岁的生母和养母不能度过荒年，很想接济她们，但苦于身无分文，不得不给自己儿时好友、同学戴与龄写信请求资助：“我以好友身份向你募两佰中币，速寄我侄儿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即便将来亦是如此。请作募捐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但生活依然节俭。他常教诲子女后辈：“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接班人。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朱德省吃俭用20多年，积累下两万元存款，逝世前，他嘱咐夫人康克清，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把它交给组织，做他的党费。他说：“子女们应该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受金钱和物质享受，给他们钱是害了他们。”

买不起盐的刘江第一次的党费是两枚大铜板

曾担任过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江，是1937年10月就入党的老党员。那时，太原会战已经结束，太原被日寇占领。当时才19岁的刘江和另一位同时入党的同志回到和顺老家的村里，他当村长，那位同志当自卫队长。

那时当村长自然也没有工资，刘江靠着地里出产的东西，才能有一点点活钱，但就那样，日子过得还是“连吃盐都买不起”。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刘江还要省出钱来交党费。

在入党的第二个月，介绍人就和他说，入了党，就要交党费。“这不是党要和你要钱，党也不靠你的钱。而是作为一个党员，要表示对党的忠诚，这是党员组织观念的体现。至于交多少，看个人心意。”介绍人这样和他说。

刘江就和村里的同伴商量了一下，最后，刘江第一次交了党费：两个大铜板。在当时，只够买两个大烧饼。然而重要的是，刘江确实拿出了自己的心意。

在村里过了一年，刘江调到了太行《新华日报》，有了固定的“收入”，每月两块钱的津贴。两块钱其实也不多，刘江说，除了能买点毛巾牙粉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其实也剩不下什么了。

但每月发下津贴的第二天，他就会抽出两角钱来交给自己的党小组长。当时还是秘密党员制，所以不会有人过来和他收党费，都是他找机会递给党小组长。

刘江说，不独是他，那时的党员都有这样的觉悟。还有家境好的党员，几十上百元地交党费，这当然是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了。而刘江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还将自己家乡的一套院子作为党费交给了村里做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