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女生秋白再磕教育部：举报教材同性恋问题没回复，提行政复议）

2015年11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三裁判厅外，秋白举着自己的要求牌（拒绝使用含同性恋错误内容的教材）拍照纪念。

2016年，中山大学女生秋白（化名）依然在坚持与教育部的“战斗”。

2015年，秋白因为“高校教材污名同性恋”打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起诉教育部、被学校“出柜”的教材保卫战。

近日秋白告诉澎湃新闻，今年1月起，她与全国各地80名小伙伴给教育部寄去“教材中同性恋介绍有问题”的举报信，没有得到教育部回应。4月25日，她就举报信未回复一事再诉教育部，得到不立案的答复。

5月16日，在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她再次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并表示不排除再次起诉教育部的可能性。

提出行政复议，“为了和教育部对话”

2015年，秋白在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试图从书本上寻找答案，在教材中看到的却是“异装癖”、“性变态”、“精神疾病”等对同性恋带有歧视的描述。

当年8月，她一纸诉状将教育部告上法庭，原因是教育部未能在15日内回复她所申请的“公开对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不履行信息公开职责。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随后立案受理。

2015年11月24日，秋白及律师与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教育部办公厅两位工作人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庭前谈话。

秋白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出庭的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工作人员邝璐向她承诺，将把她的诉求转交给教育部相关部门。教育部官员同时告知，秋白可以将书面投诉邮寄到教育部统一监督举报受理中心，教育部将会按照举报监督机制来处理。

“起诉教育部的初衷，其实也不是抱着胜诉的希望而去，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起诉与教育部对话，让教育部看见问题，进而提供可靠的举报途径。”认为和教育部“对话”有希望，秋白于当年12月底撤诉。

秋白说，撤诉后，她和她所召集的全国各地共80多位小伙伴到图书馆、书店，寻找教材对同性恋表述存在的问题，拍照，加批注，写举报信，最后邮寄给教育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寄出的举报信以“查无此单位”为由而被退回。她把被退回的信件重新寄出，然而仍被以同样的理由退回。其他小伙伴的举报信虽然没有退回，但是也都未得到回复。

今年2月，在连续4次信件被退回之后，秋白把收信人改成了“袁贵仁部长”，终于接到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表示，她反映的问题比较特别，不能给她书面回复。“什么是特别？对方说回答这个问题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秋白曾在教育部网站上留言，也曾经主动给教育部打过电话，但是今年2月那个拒绝书面回复的来电，成了秋白撤诉后唯一一次与教育部的“对话”。

4月25日，已经与教育部打过一次官司的秋白，就“没有回复举报信件，行政不作为”再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

她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教育部60天之内必须回复举报信件，如果不回复属于行政不作为，可以起诉。秋白希望教育部能够就教材的事情和她对话，做个表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

经过一周等待，法院给了不予立案的书面回复，理由是秋白起诉的原因属于信访事项，信访事项没有侵犯到起诉人的合法权益。

不怕被说炒作，“我想要更多人关注这件事”

5月7日，与教育部对话无门的秋白在她自己名为“秋白的自由野”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发起了“选择到北京高级法院上诉，还是选择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的投票。

她坦言，发起投票不仅是为了让大家帮她拿主意，更是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只有大家更加关注这件事才能推动教育部主动对话”。

最后投票的结果是：支持行政复议和上诉的基本持平，复议多几票。结合网友的意见，秋白选择了行政复议。

“选择行政复议，还是因为想把焦点聚焦在教育部监管教材方面。”秋白认为，行政复议比上诉能够更加直接地推进教育部对话和有所作为，行政复议也会更快些，一个月左右可以得到回复。

事实上，从秋白起诉教育部起，有关于其炒作的评价就一直不绝于耳。如今，她又重回公众视线，这样的做法会否加深她的“炒作”印象？

“我觉得炒作不是一件坏事，它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如果炒作能够推动人们关注这件事，炒作是一定要的。”秋白这样回答。她希望能游说更多人和她一起“战斗”，“既然很多人觉得我很勇敢，那他们自己能不能也去做呢？”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秋白也有了很多和她并肩作战的小伙伴，她每做一件事，都会尽量拉很多人一起做。许多人害怕实名举报的风险，但依旧有这样那样的小伙伴愿意承担风险帮她。秋白的女友也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帮她做了很多琐碎的事情。

在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中，2015年起诉教育部后，秋白曾受到来自中山大学的压力。一是频繁地找她谈话，希望她停止现在的行为。二是辅导员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性取向告诉了她的父母。

如今校方已很少主动联系秋白。“学校似乎觉得我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强大。”秋白笑着说。她说对校方并没有害怕或者憎恨，相反，她可以理解校方的处境，“他们毕竟承担了一些行政压力。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和他们直接好好沟通”。

父母对秋白的态度仍时好时坏，他们逐渐认同修改教材是件可以争取的事情，但仍不太接受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

“如果你是异性恋，做这件事完全没有问题。”虽然已从认为“同性恋是病”慢慢转变到可以理解女儿，但秋白的父母还是怕“亲戚朋友觉得女儿是妖怪”，希望她可以尽量不要露脸。

曾联系教材编者，有人友善有人粗暴强硬

在秋白为性少数团体权益奔走呐喊的这一年多里，她看到了高校内关于同性恋权益“还有需要完善之处”。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时间和精力有限，需要去选择坚持。我只选择一项，如果这一项能够做到真正的成功，能够真的做出改变的话，那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秋白说，“教材已经够我忙了。我觉得围绕教材能够做的事情有很多，我想把教材的问题搞透。”

她回想起大一刚入校时，因为不敢和老师同学说她怀疑自己是同性恋，她拼命去学校找一些书籍来自我解惑，当时在她眼中，教材是最权威和专业的，又对大学生来说是最基本和便捷的，但她发现，部分教材关于同性恋的表述存在问题，与中华精神科学会2001年发布的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认定“同性恋是一种性倾向而不属于病态”的说法不一致，美国精神病学会与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在1986年和1990年将同性恋从心理疾病中剔除，视其为一种性取向。

如今两年过去了，关于教材中有问题的同性恋内容并没有什么进展。“这是我很失望的地方，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的原因。”

秋白说，她也和一些教材编者联系过，很多编者非常友善，他们表达了教材编写过程中本来就存在不规范。当然，秋白也遇到过一些并不友善的编者，“言语粗暴强硬。”

秋白说，她自己一定会坚持斗争，“这些跟我的生命发生联系，我是同性者，这是我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当问到今后的打算，秋白表示会在NGO做一段时间，然后继续深造读社会学，秋白希望自己可以多坚持几年，比如在二三线城市做好LGBT（性少数群体）小组，“有很多二三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需要LGBT小组”。

如果“恐同教材”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她希望可以再做些针对性倾向的校园霸凌，“有很多同性者是有抑郁症的，因为校园霸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