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到北京参加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会议，出发前几天知道京城雾霾爆表，颇具戒心，差点要翻出非典期间购入的N99口罩以防不测，怎料到埗后却见蓝天白云，可与去年的APEC蓝互相辉映。

但周日离京时，蓝天已开始变得朦胧，回港后两天，北京竟第一次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警号，学校要停课，车辆要按车牌号码单双日走，某些工厂要停产，但原来污染物PM2.5的指数较一周前未有红色警号时还要低一些。在较低的污染时便要停课停产，等于更确认污染对经济的破坏，从乐观的角度看，这个红色警号可能是北京已下决心整顿污染的征兆。

雾霾不治理的经济成本比治理成本更高，而且危及人命。

污染程度随GDP增长而下降

经济学家一向知道污染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程度有密切关系。经济学中有一条以已故经济诺奖得主命名的“库兹湼茨曲线”（Kuznets Curve），按照此曲线所显示，穷国并无多少工业生产，一般地污染不多，但它们经济发展后，污染便会变得严重，你要这些地方的人民选择更高的生产还是更好的环境，他们会宁愿选生产及多赚钱，但当经济达到大约人均收入一万美元的水位后，人民对环保的诉求便日增，较为愿意付出代价去减少污染，这些国家的污染程度便会随着GDP的增长而日渐下降。

中国去年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达12,890美元（按官方汇率是7,595美元），北京更已高至27,629美元（用IMF所订的各国购买力数据计算），内地人民尤其是北京人民的环保意识应已抬头，但有意愿搞好环境与是否会成功不是同一码子事，北京能否在四、五年内根治雾霾？

从世界上多个大城市的经验看来，“库兹湼茨曲线”曾多次得到验证。我小学时的课本把伦敦叫作“雾都”，因那里的雾霾远比今天的北京严重也。

1952年12月5日至9日，伦敦严重雾霾，官方的医疗报告说有4,000人因此雾霾死亡，10万人得呼吸器官病，后来的研究更显示死亡人数其实更接近12,000人。从当时的图片可见，伦敦的雾霾比今天的北京更严重，15码外完全看不清。英国政府痛定思痛，在1956年立下“洁净空气法”，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伦敦的蓝天白云又重现。

日本的环保做得不错，但在历史上这其实并不如此。在六、七十年代，东京的雾霾也是世界闻名，在现存的图片可见，东京也是乌烟瘴气，此明显是拜当时日本的高速发展工业所致，但有危才有机，没有危机很难推得动政府改变政策，东京的严重污染最后也促使了日本政府大力搞好环境。

付出成本 问题自能解决

另一著名例子是美国的罗省。此超级大都会位于地震带，高楼大厦不多，人口分散居住，靠公路网连接，汽车废气特多，在70年代或以前，其雾霾也是世界知名。最后是居民忍无可忍，也订立“洁净空气法”，严格控制汽油的质量，到今天，加州的汽油还是比别的州贵得多便与此有关，但罗省的空气与我当年前往时所见到的是好多了。

要改善北京空气质素当然不是易事。据说，香港有50多万辆车，但北京却有近600万辆，在北京堵车之苦，是那里人尽皆知的事。这么多车辆在堵车，空气哪会干净？但污染更大的源头可能是那里用煤炭取暖及工厂要用煤炭作能源。年初时内地有套纪录片《穹顶之下》，细数煤炭污染的为害，建议要把煤炭用水清洗才能用，但有懂行的朋友告诉我，华北缺水，没法提供此额外水源。上周末在北京的经济学术会议中，主办者之一的科大旧同事现在清华的李稻葵教授说已想好方案对付雾霾，北京的雾霾在四、五年内应可基本上消失，今周与李克强总理开会讨论雾霾问题时会详细论述。稻葵不喜说没有把握的事，以今天北京所掌握的科技及财富，只要肯付出代价，也没有理由治理不了雾霾。我们也要明白，人民健康本身便是财富，清除雾霾要付出成本，但同时也是创富的过程。

原作者: 雷鼎鸣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